经历过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历史（指二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对于有复杂多样历史境遇的中国人来说，自然应该具有独特生活智慧。
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下的气质较为突出。
忌讳战争。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厌恶去侵略别的国家。
大国意识强、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最好并以此而自负。
没有什么人种偏见。
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
憨厚，忍耐力强。
保守，不易改变。
生活节奏比较缓慢。
总之，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历了数千年磨炼的中国人比较缺少乐观的精神。下面从一些侧面来探讨一下中国人所具有的独特智慧。
“慢慢儿来吧”－－中国人的生活节奏
本世纪初以乘船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时代，初到中国港口的外国人都对在港口干活工人的劳动节奏，尤其是劳动号子的节奏感到吃惊。被称之为“苦力”的中国工人，喊着慢得没法形容的劳动号子在劳动，因为拍子节奏迟缓，与之相配合的手脚动作也就慢腾腾的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象清晨中国公园里打太极拳的节奏差不多。看到如此情景，平时习惯于快节奏的日本人会目瞪可呆地感到：“这个国家的人，怎么会这么悠闲？”对于急性子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苦力们的慢节奏的劳动被认为是故意偷懒。
旧上海日本人乘人力车时，总是扬着拐杖用日式中国话大声喊：“快快的！”。因为急性的日本人一登上人力车便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所以人力车夫们很讨厌搭日本客人。在旧满洲煤矿及港口，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工头甩着鞭子对苦力们喊：“快快的！”。因此除非给相当高的工钱，中国的苦力们都不愿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家们，即使不懂其它的中国话，也绝对懂“慢慢的”这句话。并把其作为形容中国劳工的词语。其实日本人并不懂，苦力们乍看上去象偷懒似的慢悠悠的劳动，是他们进行长时间持续劳动的智慧。象日本工人那样的蛮干，身体往往支撑不住。
中国人不仅日常生活的节奏慢、作商业买卖也是慢腾腾的。香港、深圳不动产的出租契约，期限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还有长达“九十九年”的。对于出租契约一般为二年或三年的日本人来说，只能认为这是在开玩笑。从中国人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明白他们不慌不忙的生活态度，即使在北京、上海这种繁忙的大城市里，也很难看到象日本人那样一路小跑似走路的中国人。
中国人甚至打仗也是慢腾腾的。三国时代，刘备率蜀国大军攻入吴国，直逼夷陵。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夷陵是军事和交通的要地，一旦被突破，吴军的根据地江陵和夏口也将被直取。可是蜀军进军至靠近夷陵的地方便驻扎下来，以图解除远征疲劳。守卫夷陵的吴军将领也采用闭们不战的拖耗方针，试图拖到敌方疲劳时，再进行反击。吴军一拖就是半年，等到蜀军已疲惫不堪时才大举反攻，用火攻大败蜀军。如果换成日军，大概不会象吴军那样有耐心慢慢地忍耐半年吧。
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采取慢慢地拖垮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战术，可以说是其特长。
中国人的这种“慢慢儿来吧”的态度，虽然优点不少，但也有缺点。“慢慢的”缺点之一是时间观念松弛，没有争分夺秒的精神。在中国农村开会，迟到一、二个小时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史记》中有个“尾生之信”的故事，其大意是：尾生和恋人约好某日某时在某地的桥头约会。可是尾生在约定的地点等了几个小时也不见恋人，这时天降大雨使河水猛涨，但尾生却不肯离去，终于抱着桥栏杆溺死。此后中国人便用“尾生之信”来形容非常守信用的人。不过，在日本人看来，为了等一个不按时约会的恋人而死实在不值得。
慢慢的“缺点之二是效率低。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在文化、思想、 技术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所以并不急于摄取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文化。对欧洲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也采取慢慢吸收消化的消极态度。相反，日本人则积极、热心地吸取新知识，新文化。
1543年葡萄牙人把火枪传到了日本，三十二年后日本军队中就出现了火枪部队，从此火枪便成为日本军队中不可缺少的新兵器。火枪便传到中国的时间比日本还早，可是八十年后丰成秀吉出兵朝鲜时，中国明朝的军还没有火枪部队，而且到一百五十年后明朝灭亡时，中国军队仍没有大规模地使用火枪。
仅此一例便知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速度观念之不同，在吸收先进国家的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速度差异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日本明治维新后数十年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中国却很难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人的勤劳程度并不比日本人差，但效率却明显不如日本人，这不能不说和中国人时间观念有关。
与喜欢求快的日本人相反，中国人采用不急不躁，但坚持到底的生活态度。“慢慢儿来吧！”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从长期历史经验中得来的一种智慧和生活感觉。
“马马虎虎”－－中国人的办事方针
日本有句骂人的话“马鹿”（八嘎牙路），一般认为是从《史记》中“指鹿为马”的典故而来。秦始皇死后，实权被宰相赵高所掌握。赵高有一天献给秦二世皇帝一头鹿时说：“陛下，献给您一匹马。”年轻的二世皇帝莫名其妙地对左右的大臣说：“奇怪，这明明是一匹马呀。”大多数的大臣为了讨好赵高都说：“的确是鹿不是马。”后来日本人就把连马和鹿都分不清的愚者叫做“马鹿” （傻子、笨蛋）。
中国人有句常说的话：“马马虎虎”，即是马是虎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动物的意思。这种草率的感觉和表现，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日本人难于理解的。
日中国交正常化以来，出现了不少合资企业，虽然有搞得好的，但也有中途受挫的。不成功的理由有各种各样，但其中之一就是日中双方对契约的考虑方法不同。日方认为，一旦签订了契约，中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应绝对履行和遵守，这是商业的道德。而中方则认为：固然应该遵守当初签订的契约，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途中适当修改一些也没关系。所谓买卖，是应该随机应变的。
1978年，中国政府和日本的新日铁、三菱商事等大企业签订了合资的宝山钢铁公司。1981年1月中方突然以外汇紧张为由，单方面提出中止第二期工程。这使日本企业吓破了胆，已投资了数千百亿日元的设备，突然被中止，怎么能受得了？而且作为有绝对信用的国家政府，又不是民间企业，怎么能随意破弃契约呢？可是中方则反论道：“并不是我们以自己喜好随便不履行契约。由于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不得已不能履行原先的契约。难道双方不能寻找一个互相妥协的办法吗？”这个问题最后以日本政府的出资援助使工程得以持续而解决，但日方从此感到如履薄冰。
另外，中国人崇尚“肚量大”、不拘泥于小事的人，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日本人往往被中国人指责为“太小气”。但日本制品之所以质量好也正是由于日本的技术人员斤斤计较出来的，“不拘小节”恐怕亦是中国制品质量粗糙的原因之一。在日中合办的企业里，因为双方办事态度不同而引起的争执不在少数。中方抱怨日方“气量太小、挑剔过分”，日方则抱怨中方“粗枝大叶，马虎过分”。
中国人认为：既成的法律、规则、契约、约束等，不见得完全正确，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与实情不相称的情况，这时就不应拘泥于先前的约束，而应作出与实情相应的扩大解释。比如做买卖，卖者希望尽可能卖得贵些，而买者则希望便宜些买到，为了达成买卖，两方不是都需要有点“马马虎虎”的态度吗？
但是在近代社会中，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形式进行，以至于有人把近代社会称之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对的约束力，应该无条件地被执行。所以认为可以对契约持“马马虎虎”态度的中国人，很容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这是大概是中国难于与其它国家进行良好合作原因之一吧。
“没有法子”－－中国人的政治观
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都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专制制度。历代的执政者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把国家的军队建立成一支专门保卫自己的军队，把民族的文化转变为捍卫自己统治正当性的学问。在长期的高压政治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对政治十分消极冷漠的态度。许多人对现政不满，但也只是消极地说：“没有法子”。
但并不能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看破红尘的消极态度，得出中国人没有政治反抗精神的结论。中国人虽然嘴上说“没有法子”，但内心里却并非认为已经真正“没有法子”了。“没有法子”是中国人在高压政治下的一种忍辱负重的策略，不能因为中国人总说“没有法子”，就认为中国人容易屈服。
在日中战争以前，许多在中国的号称“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把中国人这种消极冷漠的政治观认为是容易屈服的表现。他们说：“支那人根本没有什么爱国心，一提起国家来开口闭口就是”没有法子“。所以只要给中国一个军事打击，中国人就立即会屈服。”这种对中国人一知半解的看法，是当时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政治观之一，就是把从事政治活动与赚钱联系到一起，即所谓“升官发财”。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被残酷的政治所愚弄，庶民一旦作了官就变本加厉地榨取、折磨民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中国历代政治黑暗，官僚与贪污、贿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旧日本军队中，新兵受长官、先辈的欺负属家常便饭。新兵每天被长官、先辈打嘴巴、挨训。受尽非人折磨的新兵成为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