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先生的文章有意忽视了三个立论的逻辑前提。
一是他说新闻记者因为要抢时间发新闻，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大量的调查后再发稿。这是因为他或许没当过记者，或许当过但忽视了记者的职业伦理之第一要素就是讲求事实的准确。连事实都没弄清，发什么新闻？如果汗青先生是没做过记者，可以对他不懂记者行业的基本道德表示理解；如果是后者，请汗青先生还是先了解一下记者的行规（当然不是中国媒体服从党的需要可以任意制造谎言那种“党的喉舌”行规）。
二是他似乎有意没记住当时大学生们找过媒体领导，要求对消息进行更正，而“有关方面”不理睬学生们的要求这一事实；
三是他似乎有意没记住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国家，社会各阶层都没有任何由政府“恩准”的“合法”利益诉求管道，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农民没有自己的农会，学生没有自己的学生会。如有之，那也是党的机构的延伸，任何时候都是看党的脸色行事的，代表不了这些群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任何公众，如果遇到冤屈无法伸的时候，除了寄希望于党和政府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而可惜的是，党与政府常常让中国公众失望。
任何社会的政治都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圆桌政治、街头政治和黑夜政治。中国现阶段没有议会式的圆桌政治，任何一个群体要进行抗争，也不能“合法”地采用集会游行这种“街头政治”，因为“六四”以后，任何集会都成为不合法的。即使有某一社会群体敢于冒“法”而抗争，那也很容易被法院以“破坏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绳之于“法”，例子很多，远的有“六四”，近的有中国东北辽阳工人领袖姚福信等人，无一不是中国政府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严厉惩治。在利益诉求管道被中国政府有意堵塞的前提下，中国公众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黑夜政治”，即采用犯罪的形式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多年以来刑事犯罪居高不下的原因。
汗青先生有意在此“捣浆糊”，轻轻放过了记者的错失不予置评，反而声色俱厉地认为要对大学生“破坏交通”进行严惩，这一逻辑正好与共产党政府现在的政治逻辑一样：每逢有报道社会阴暗面的文章，受惩的不是制造社会阴暗的贪官污吏，而是揭露贪官污吏的记者，因为是他们“暴露”了社会阴暗面，破坏了社会稳定。就在近几天，这一政治逻辑又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实践：中国南方大量民工在多方向政府申诉，讨要血汗工资没有着落的情况下，不得已聚在一起集会。而此时公安部门立即表现了高效率，将民工以“破坏社会治安罪”进行惩治。不过与汗青先生不一样的是，《南方都市报》等报纸没有再在处于弱势状态状态的民工身上插一刀，而是对民工们进行了道义声援。
即以汗青先生自己以为抓住“要害”并大张挞伐的大学生“天之骄子”心态，笔者以为也失之偏颇。笔者是七十年代末进入大学的大学生，那时社会确实视大学生为“天之骄子”，但时过境迁，现在的大学生们经过十多年拼博，全家节衣缩食供其上学，毕业后连就业都困难，这是有大量数据可以为证的事实。中国在校大学生们，不少人对前途惶恐，在毕业前的一年内就饮食难安，不知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个饭碗，哪里还有什么“天之骄子”心态？
笔者不否认合肥学运有大学生的心态起作用，但那不是天之骄子心态，而是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心态。前一向北京有学生为了伙食问题闹事，原因也在于此。风起于青萍之末，我们经历过80年代学运的人，难道会忘了83年学运开始的原因也只是区区食堂的伙食问题？汗青先生笔锋如刀，可惜那刀锋所向不是地方，砍的是要求申张正义的弱者，而不是制造了无数社会不公与黑暗的中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