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震为何要雇凶杀害王家斌？张程震之子张大军任海南分公司经理期间，擅自将分公司近千万元的国有资金转移到他个人账户上。总经理的王家斌发现张程震、张大军有滥用职权及侵吞国家资产等经济问题，向省委、省政府以及省人大作了汇报。
一个正厅级干部举报同级干部，却被残酷杀害？我们不能不多些问号？本来说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如果原山东省领导能认真过问的话，张程震父子恐怕早在进监狱了服刑了。可检察机关掌握了大量证据后，此案却压住了。正是因为查处中断，张家父子逍遥法外，张程震雇凶杀人才得以实施。按理说：此案线索很明确，仅仅涉嫌经济问题，就可以实行双规措施，但由于杀人嫌疑犯是正厅级干部，王家斌的儿子，却为父母的事奔波了八年，要不是杀人犯犯事，此案也就成了无头案。
河北一区物价局副局长李某，任区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时发现，区劳动局一位领导常常在这些企业报销私人发票，并让企业财务人员用白条抵账，让公司报销手机费、歌舞费等，有时甚至直接叫服务公司拿现金。因为抵制了一位领导报销3.7万元的吃喝、歌舞等招待费，被调离。这位副局长多次署名举报劳动局那位领导和区政府另一位领导的经济腐败问题。可是很多举报信最后都落到了被举报人手里。两个月后，遭到打击报复，被冤判有期徒刑6个月。
对于打击报复，一位检察官对记者说：“你别费这个心了，李某的案子我们心里都有数。但领导让整他，谁敢不做？至于举报，有人想保那些人，怎么举报也没有用的。”市委一机关干部的人对记者说：“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但你们记者这样做，不但对李没有好处，反而会害他。因为整李是领导意图，你们报道得越多，领导越不高兴，李就越倒霉。唉，都怨李自己，谁让他这么卤莽地举报啊！”
举报腐败，风险系数很大，大到随时可能搭上身家性命；风光机会极小，小到纵有奖赏也未必敢出面领取。媒体曾经报道，河南一群村干部把举报他们贪污的村民谋杀了；浙江一名举报“豆腐渣”工程的市民最终被迫远走他乡；而在湖北省检察机关，尽管公告再三，仍有一百多万元奖励举报者的奖金无人领取。举报成了荆棘之途。
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古及今，所有的专制统治没有一个不是高喊反腐倡廉的主。可在一把手眼里，反腐倡廉不过打击异己或正直的工具和手段。每当发现大案，皇帝总是让钦差大臣带着自己的尚方宝剑前去查处，一旦查出案件牵扯到自己的心腹，一把手就会马上收回成命，把他们给保起来。很多贪官污吏因为有一把手撑腰，胡作非为无人敢管，打击举报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定意义上讲：专制统治打击腐败是假，利用反腐争权夺势是真。偶尔被拍中的都是小苍蝇，根本动不了贪污腐败的根。所以，打击举报人也就了维护独裁利益的手段。
安徽怀北市、杜集区两极乡镇企业局协同弄虚作假，几年来虚报利润数以亿计，骗取荣誉和奖金。统计干部李春洁奋而举报，而结果是举报人却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成为全市唯一的一名下岗人员，弄虚作假者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人遣责，却照样异地为官。
东莞市长安镇霄边村村民蔡景祥，怀疑村委会成员贪污，组织村民到上级政府上访，结果引来强烈报复。他被以“聚众闹事”为名劳教一年不说，老婆也因向上访申诉而被拘留十五天。不仅如此，蔡景祥夫妇将商铺租给一香港人，却不能拿到营业牌照，负责办牌照的官员告诉那位港商，商铺的业主得罪了大领导。此外，还有警告说：“中国这么大，搞死你很容易！”
既然宪法赋予人民监督的权利，那为什么中国社会却敢置人民监督权利不顾呢？原因很简单，专制制度是不允许人民监督的。中国文化是忠君的文化，这种文化，要求跟领导保持高度的一致。否则，便是犯了社会大忌。在最高指示是惩治腐败的唯一动力时，只要一把手不表态，举报人跟被举报人对抗，往往只是惹火烧身。
这让我想到了武则天的故事，武则天称帝时，法律规定严禁私自宰杀。左拾遗张德不顾法律规定，私自屠宰请客。补阙杜肃举报了张德的违法行为。接到举报，武则天非但没有惩罚违法者，反而把举报信给张德看了。事后，张德见到杜肃问：“为何出卖同事？”杜肃无颜以对。于是，大家争唾其面。一个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举报人，瞬间成了专制集团的敌人，真是不可思议？！
由此可见，专制制度的问题核心是效忠制度，对于官员的违法乱纪要看是谁？但对专制统治者衷心的人即便犯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者也没有去追究。
专制社会最需要举报制度，但又排斥举报制度。需要举报制度，不过是装潢法制的门面，排斥举报才是制度的实质。因为任何制度一旦触及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形式也只能是个摆设。借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之手，监督也就相同虚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