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想到需要为那篇报告再写点什么，海外的意见姑且不论，单是国内的朋友私下就多有劝诫的，那意思是就此打住，不要再为基层民主说话了，否则，“政治不正确”不说，民粹主义也是误国误民的。
我接触基层民主的问题有五六年的时间，学者们关于村民选举之类的争论让我大开眼界。他们各自依恃的理论、历史背景丰富了我对村民选举的理解，不管他们各自的潜台词是什么，是赞美所谓制度创新下的民主，是否定村民选举作为中国民主道路的起点，还是讽刺中共这一做给人看的花架子工程，我却更多地读到了他们的信仰，换句话说，他们各自己一笔滔滔洋洋万言的说辞、证据只是因为他们信或不信。我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学理的争论敬而远之。
说来真是一种机缘，似乎注定我要介入基层民主问题。当然首先在于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虽然我有十多年不曾在农村生活了。在读过不少有关农村的文章和著作后，真觉得农民世界完全被推远成为一个不可理喻的对象世界，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中国都市、中国精英和高等华人的“负担”，但其“神秘命运”又成了各种人以其为材料收割自己的政绩、学绩、名望的重要的制高点。有关“三农”的时文在近几年来开始泛滥就是明证。我也在这种背景下结识了不少“三农”问题的专家、官员和地方精英。而当我跟李昌平先生交成朋友，跟王振耀先生讨论起选举中的官员心理时，表达我自己的意见几乎“呼之欲出”。
感谢李凡先生，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基层民主选举“民间观察团”，让我实地了解官员和农民在想什么问题。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写出了一个观察报告，送给了一些朋友，修改稿出来后，又送给了朋友们传看，李凡等人又提出意见并作了补充修改。这期间不知是哪一种版本的报告在网上传开了。不管是哪位朋友把没有定稿的报告发出来，有关基层民主的说法儿却是我的，我当然要负其责。我随后写了《英雄》一文再次表达了我对基层的关切。
但显然，人们更把我的报告当作我对基层民主支持与否的表态，有朋友很快发来胡平先生有关农村选举的文章，私下的讨论则要求我不要走得太远，似乎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有一个真理性的结论，不容挑战，不容置喙。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我这样的人来谈论基层民主，就是犯了错误，就是无知，就是落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潭，就是误导了中国民主力量的方向。
我担不起这样的罪责。但同样我无法面对的是，就是我们这么讨论的时候，农民们正希望他们在一次次的选举中团结力量，发挥自组织的作用，为他们的利益一分分地争取。不这么争取，他们为中共各级政权及其爪牙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种地所得到的，在各种盘算下竟是欠地主们的，五十多年来，他们为“地主”种地所得仍不过是一贫如洗。自留地、宅基地都算作承包耕地一年年地交税写在农民的负担卡里，结婚需要的费用比城里人还高，杀猪要交钱，砍树要交钱，盖房要交钱，每亩地的水费规定是四斤谷子钱，“潜规则”折算后却是近十元钱。等等等等。这就是我看到的现实。余世存就在上周四，本月16日，河北省故城县青罕镇财政所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征税团下乡，爪牙下乡，开八辆车，浩浩荡荡，农民将何以堪？
讲这样的故事没有用，反而让人有民粹主义之嫌，有煽动革命造反起义之心，有反智之罪。那么，说到本质，能不能不要把我的文章看作是我对基层民主的表态，我确实没有把基层民主上升到伟光正的角度，因为我谈的是具体问题，我谈的是多方互动中的基层民主，我谈的是细节，无论精英民主或自上而下的民主何时实现，地方建设、民众的民主训练现在开始了是否不算坏事？关于民主有太多的讨论，但民主不仅是一种理论，不仅是一种学说，不仅是一种信仰，不仅是一种政治生态，也是一种社会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基层民主正从社会运动和生活方式的角度重构中国社会的秩序。在农民以头撞墙以拓宽其生存空间（二十多年来，他们以血手印的方式，以农民工的身份不断地以头撞墙，撞开了公社的大门，撞开了城市的大门）的时候，我们却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表达我们的优越的知识和良知正义感，我们也幸运地没有跟中国社会最黑暗最保守的势力正面较量。而基层选举，正如中共官员也从未否认的，是农民的创造物，我们有什么理由否认它的存在，有什么理由让它等着，等着自上而下的民主运动到来呢？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