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商业片”的要害在于迎合观众口味，尽最大努力揣摩观众的心思，投合观众头脑中心目中已经具有的定见、成见，不去冒犯观众和向观众发出挑战。在做文化批评者的眼中，好莱坞的“罪状”即是给“流行的主导意识形态押上韵脚”。所谓商业上的成功，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共识”之上。金钱的立场决定了它的保守的立场。而《英雄》相反，它是以违背一般观众的要求为基础的。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可以看出：
*为暴君翻案背弃武侠精神
一、几千年中国民间对于秦始皇作为暴君的定见以及对于暴君的痛恨。尽管这个看法中所包含的对于仁政的渴望，仍然属于专制统治之下的一种向往，但是对于暴君的谴责，却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而《英雄》却要替秦始皇“翻案”，这是一个“大手笔”，这种“大手笔”只有极个别意欲重新书写历史的人而为，就像文革中流行的那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作者一样。所有为暴君翻案只有一个目的：为自己逆天下潮流而动寻找藉口。《英雄》就是以这样一个不是大多数而是极个别人的视角为暴君做翻案文章。
二、一般民众对于武侠英雄的认识。所谓“浪迹江湖”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换来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和心境，是自己当家作主愿望的实现；老百姓对于武侠的向往和接受，也是在这种向往自由的意义上。但在《英雄》中，当残雪、无名放弃刺杀秦始皇的念头时，名义上是一种去掉个人仇恨的升华，但实际上是和皇帝的心思不谋而合，“天下”即“天子”的治下，为天下着想即是为“天子”着想。影片对这一点毫不掩饰，直至要通过秦始皇的口中说出来──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与寡人心意想通的”的“知己”竟是一江湖中人残雪。将乘风御虚的武侠英雄与所谓拯救天下捆绑在一起，尤其是能够适合皇帝的心意，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如此背叛武侠精神，是一般观众最不能接受的。放秦始皇生还的无名，最终还是在皇帝的宫殿被处决，这与《卧虎藏龙》中的章子怡飞身跳下崇山峻岭的结局，有着根本的区别。
*秦国恰恰是天下动乱的根源
三、光靠镇压不足以平天下，建立在剪除异己基础上达成的统一，不足以令人信服也缺乏合法性。明白这一点，并不需要高深的（民主）学问，老百姓一望即知。在这个意义上，老百姓天生站在民主一边。而所谓让秦国的武力来统一天下是为了结束战争，是为了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无非是为了强权和行使强权制造的歪理。这种歪理，放在高压的现实之中，人们也许对此无可奈何，可是放到电影院里││借助电影院黑暗的光线，观众就有理由对此不屑一顾和发出嘲弄的笑声。更可笑的是所谓“反恐”一说。别忘了，秦国这时候还未完成“统一”的大业，即便拥有最强的武力，它还没有坐到天下统治者的宝座；作为七国之一，它本身依靠武力消灭周边国家正是表明，秦国恰恰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者，是“天下”动乱的根源。
非常明显，《英雄》中的“天下”，仅仅是“寡人”的天下，是“一个人”的天下，这是地地道道的独裁暴君的思想。我的一个写小说的朋友看了说，“这是献给萨达姆和金正日的影片”。从这个视角看过去，即使是放在当今中国领导人面前，《英雄》也是一个令人不敢去接的“烫山芋”，其中所表现的想法是今天的统治者既不敢去想也不敢去做的。比如影片中的秦始皇借防备刺客为名，把身边的文武百官赶得一干二净，偌大的宫殿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出没，这与“集体领导”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与“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远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此，《英雄》就不仅是《纽约时报》所说的“谄媚”当今权贵，准确地应该说是“贿赂”，要不就是“栽赃”，把人家不具备的想法端到人家面前。当然，还是理解为“以电影的名义进言”比较恰当。处在一个“进言者”的位置上，就像无名始终站在秦始皇的对面处于他的下方一样，《英雄》就获得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的待遇。能够在那样的地方举行影片的宣传，这完全不是商业电影的思路，也不是商业力量能够完成的。有谁听说过好莱坞的某部影片是在华府的白宫首映和与记者见面？此后《英雄》所取得的票房收入证明，在中国，要走商业电影的道路，必先走政治电影的道路；换句话说，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电影只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