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所谓团派，是泛指干部的松散型系统，并非是狭义的政治派系，更不可笼而统之地将凡有共青团背景的官员都称为“胡锦涛人马”。
团派可分为中央团派和地方团派两支，前者指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干部，后者是指省和省以下的团派干部。如果细心观察，将会发现中共官员曾经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的比例很高，例如现任政治局、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吴官正也被称为团派人物，其实他只在短时间内担任过共青团支部书记。
严格意义上说，团派官员应指曾在共青团系统担任中、高级职务者，他们大都与共青团的渊源较深，且有一定影响力。
中共干部的摇篮
共青团向来被中共称为“党的助手”、“党的后备队”。也有人指，共青团是中共干部的“摇篮”，因为共青团背景的干部青云直上者比比皆是。例如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等，都是团派名人。
近年来，团派官员撑起中共权力半边天，因此有人认为，胡锦涛一直分管组织系统，他在藉机培植势力。这种说法并不确切。虽然中共在干部任用上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之风盛行，但是对于高级干部的选拔还是有一套考核程序的。共青团干部所以多被选拔到“领导岗位”，即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也与共青团的基本定位有关。共青团虽是中共党组织控制下的“群众团体”，但它实际上早已成为中共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青团系统的中、高级干部，常常又是共产党员。
再就是，与中共近年来的干部政策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共对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共青团干部恰恰具备这些优势，于是大批共青团干部得到晋升。其中，一些团中央干部被派往地方加以历练，然后重用。这就是所谓的“先下海，再上山”。
近年来，共青团系统干部的身价更是水涨船高，统计显示，共青团干部升任中共副省部级干部人数大增，而担任副局级以上干部者更高达130人以上。胡锦涛担任第十一届共青团第一书记时的22位团中央常委中，目前已有21位成为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在去年31省党委改组中，中央团系一批政治新星成为地方“老三”，地位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
中共十六大后，团派力量进一步呈现上升趋势，在198名中央委员会和156名中央候补委员，团派占35名；在24名政治局委员中，团派连胡锦涛在内共有五席，虽然比例还不是很大，但是与往届相较已属“大跃进”。
团派崛起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与其说是胡锦涛的谋略，还不如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新形势，新人事。况且“先下海，再上山”，也比较符合人事规律，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出好钢。一般来说，共青团高级干部同时又是政治精英，政治上可靠，有知识，有年龄优势，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选拔干部的首选。
外界对中共权力层团派的理解，多半都带有派系斗争的意涵，平心而论，它只是中共官场文化现象之一，与政治派别没有太多的联系。正如外界常说的“清华帮”、“上海帮”等并不一定代表中共内部的某个派系，而很可能是凭借外在特征随意归类，主观猜测成分居多。但是团派又确实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中共这样一个庞大政党内部，团派的指向无可否认。共同的组织、经历和信仰，或者还有共同的集团利益，确实为他们沟通、交流、互助提供了便利。
从共青团系统走出来的胡锦涛，当然希望“小兵挑大梁”。其实，任何领导人都希望能有一批跟自己关系较紧密的人担任重要职务，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都有类似情况。胡锦涛曾在团中央工作过，所以原来担任过共青团重要职务的地方干部，很多都被认为与胡锦涛有工作渊源。胡锦涛提拔这些人，使得团派力量在中共内部大增是一个事实。但是，并非每个出身团派的都是“胡锦涛的人”。
处事谨慎的胡锦涛虽然在最高层多年，但并不具有决策地位，更不能公开构筑自己的班底。从这个层面看，团派在中国政坛仍崛起，又带有很大偶然性。不过，这种状况在悄悄改变。随着胡锦涛的权力逐渐稳固，他将可以全盘操作整个党、政、军和财经人事大权。一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团派官员得到提升。
胡锦涛若要尽早主导大局，势必要在培养班底上多下功夫，物色旧部及周围熟悉的人物充当大任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团派官员普遍缺乏财经知识和行政管理经验，升任地方大员后，必须防止锐气化为浮躁，抱负化为空谈。
中国地方党政系统部分团派官员
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
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
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
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
甘肃省委书记宋照肃
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
北京市长孟学农
广东省长黄华华
云南省长徐荣凯
甘肃省长陆浩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韩正
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张庆黎
河南省长李成玉
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
四川省委副书记刘鹏
西藏自治区主席列确
山东省政协主席吴爱英
江苏省省长季允石
宁夏自治区主席马启智
山西省委副书记张宝顺
广西自治区副书记刘奇葆
陕西省委副书记袁纯清
天津市委副书记刘胜玉
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
(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