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导演，她一生中只导演了7部影片；作为演员，她出演的影片数目大约是前面那个数字的2倍───但让她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恰恰是前者。如果再细细计算，她辉煌的时代加起来只有短短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她创造出来的美，超过了此前一切时代电影纪录片的总和。然而就是因为这几个月，世界永远没有原谅她。
莱妮雷芬斯塔尔，1902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商人家庭，起初是一个跳芭蕾舞的演员。然而有一天，她在地铁里看到了阿诺德范克博士导演的《命运山峰》海报，电影镜头中的山峰仿佛具有一种异常的美，她在这种美里沉醉了。不久，她向范克毛遂自荐，要求在他的下一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她成功了。短短几年后，莱妮雷芬斯塔尔已经成为德国最著名的影星之一。曾经执导过《蓝天使》的冯施登堡甚至说：“我可以把你塑造成第二个玛琳黛德丽。”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纳粹党上台了，莱妮雷芬斯塔尔的命运要改写了。 1932年，雷芬斯塔尔在德国电影前辈的指导下，导演了自己第一部影片《蓝光》。次年她为纳粹党大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影片的拷贝从未问世，但雷芬斯塔尔在拍摄纪录片方面的天才却已崭露头角。于是1934年，当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们在纽伦堡举行阅兵典礼时，32岁的莱妮雷芬斯塔尔被理所当然地选中，指挥全部电影拍摄工作。
纳粹党为她提供了任何一个导演都会为之咋舌的工作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36架以上的摄影机同时开工，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随时听候调遣──希特勒投下这么多的马克，为的就是要把纳粹党变成银幕上最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
雷芬斯塔尔做到了这一点。 这部纪录片后来被命名为《意志的胜利》。《意志的胜利》具有一种宗教意味。 它以希特勒的专机从茫茫大雾中显现为开端，充满了游行、集会、震耳欲聋的呐喊以及如林的举手礼，最后在瓦格纳恢宏的史诗音乐里告终。
雷芬斯塔尔在影片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在希特勒驱车检阅游行队伍的场景中，雷芬斯塔尔打破了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完整构图原则，希特勒的头部在画面中被切去三分之一，这样就使他的背影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一大半，而游行队伍则变得相对渺小，而且仿佛是从希特勒举起的手臂下面鱼贯而过。
曾经有人评价《意志的胜利》具有一种宗教般的意味，希特勒宛如《出埃及记》中的摩西，率领他的子民度过红海，前往流淌着蜜与奶的地方。
此后的几年里，无数德国人坐在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一直热泪盈眶。当他们离席起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个英雄，是上天派来的弥赛亚。他们决心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实现了。
在未来的10年之内，这个蓄着小胡子的人将指挥他们前往世界各地，然后死在北非，死在诺曼底，死在斯大林格勒。
《奥林匹亚》成了体育纪录片的圣经
无论雷芬斯塔尔愿意与否，从1934年开始，她已经被公认为是纳粹党最有力量的宣传机器了。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之际，她受国际奥委会之托为奥运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后来被命名为《奥林匹亚》的纪录片，几乎成了所有体育纪录片的圣经。雷芬斯塔尔在其中创造的许多拍摄技法被无数后人所效仿，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摄百米赛跑场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机位拍摄跳远运动等。
与此同时，这部影片在画面审美方面同样达到了极致，影片开头的古希腊奥运会赛场废墟，让人感觉每一块石头都具有着惊人的美；继而，几个裸体男女手持各种运动器械的镜头和“掷铁饼者”等著名雕塑交替出现。戈培尔把这组镜头阐释为“优等种族”理论的图解，但是它所纪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又的确让以后的电影人叹为观止。
但这已经是战争的前夜了。1938年，雷芬斯塔尔出访美国，为她的《奥林匹亚》进行宣传，但是好莱坞却给了她这样的欢迎词：“莱妮，滚回家去！”───制片商们都不敢见她，怕从此影响公司的声誉。最后她竭尽所能主持了一场《奥林匹亚》的非公开放映，好莱坞不少圈内人在黑暗中偷偷溜进影院。
美国评论界毕竟无法忽视《奥林匹亚》的成就，《洛杉机时报》曾这样评论道：“这部影片是摄影机的胜利，是银幕的史诗。”
一枝永远带罪的玫瑰
一年后，战争爆发了。整个战争期间，雷芬斯塔尔匪夷所思地没有参与任何纳粹宣传片的拍摄───或许她此时已经刻意地与希特勒拉开距离。
40年代初，她拍摄了自己最后一部故事片《蒂芬兰》，这部直到1953年才得以公映的影片成了她最后的罪状。因为影片中使用了一群来自集中营的吉普赛人，战后再没有人相信她关于自己对种族灭绝计划一无所知的辩解。
希特勒垮台之后，雷芬斯塔尔成为第一批被逮捕的电影人之一。此后的几年里她数度被送进监狱，直到1949年才重获自由。然而她的电影生命已经被处以死刑了，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她再没有执导或演出过任何影片。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她被说成是纳粹的宣传工具、希特勒的女人。
中年以后的雷芬斯塔尔曾经前往非洲大陆，出版过一本有关土著生活的摄影集，72岁时她又开始学习潜水和海洋摄影───热带鱼和珊瑚，也许它们毕竟不像人类那样危险吧？然而这个世界仍然没有放过她。
1997年，德国汉堡举行了一次“雷芬斯塔尔剧照和摄影展”，立即有抗议者打出了“纳粹展览！”、“不许兜售法西斯美学！”的标语。为此，雷芬斯塔尔愤怒地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雷芬斯塔尔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曾经给了她巨大荣誉然后又将她唾弃的人群中间。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几个月后她将度过自己的100岁生日。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当年曾经同样为纳粹充当宣传工具的许多艺术大师们，包括罗贝尔多-罗西里尼，萨尔瓦多达利，冯卡拉扬都在战后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而且名声依旧显赫。《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在经过长时间的禁止后，重新发行了DVD并在电视上公映。
她在这两部纪录片中创始的技法，被无数后人或巧妙或拙劣地反复模仿着。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都曾公开地向她表示过同行的敬意。在这个意识形态对立逐渐淡化的时代里，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两部作品中强大的力量、秩序和美。
中国的学院教授们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他们说：“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我的学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然而这一切对于雷芬斯塔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在经历了60年的流放之后，已经步入人类生命的极限，接下来的时光不再属于艺术而属于上帝。一种恨竟然能够长达60年，或许是因为其中掺杂了恐惧的因素。影评人里查德考利斯就此说得很坦率：
“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雷芬斯塔尔的故事为人类艺术提出了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命题：美与非美，罪与非罪。当它们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和评价？从有毒的荆棘中生长出来的花朵，有没有权利具备独立的香气和色彩？对于它，可不可以单纯地从美学的角度来加以欣赏和阐述。或者说，那永远是一枝带罪的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