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门时,村支书的脸上笑得一朵花一样,一阵寒暄、几支烟以后,这位村支书的脸色忽然变得阴沉起来。他从西装口袋里摸出几张看上去像发票一样的纸片,吐了一口烟说:“过年过节的,真不该跟你们说这件事。”我的那些亲戚很多是党员,有的还算是村子里的能人,村支书找他们显然是有事商量。
村支书摊开那些纸片,记者终于看了清楚,除了几张发票,大部分是白条,总共大约有20来张。其中数额最大的一张白条是9100元,村支书向我的亲戚解释说,那张是用来买烟的,是20条中华烟,其中10条是软盒装的,价值5200元;另10条是硬盒装的,价值3900元。村支书解释说,其它那些发票和白条不是春节办年货花费的,就是春节前请客吃饭的花销,加起来一共有2.8万元左右。
“现在正是村子征地、核定土地赔偿以及拆房补偿的关键时候,上面人的手紧一紧和松一松,差好多钱了,我也是为了村民办事啊,这些打点是必要的,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村支书道出了那2.8万元的用途,他告诉记者,那些钱其实也是村里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款。村支书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在座其他人的赞同,都说:“需要的,需要的。”
至于把这些东西送给谁了,村支书是坚决不说的,他只告诉我们:“能把这些礼送出去也算不错了,许多人想送还没这个门道呢。因为平时关系不错,我还算送得少的,隔壁那个村据说送了5万多元。”同时,他还向记者诉说了礼品置办过程的艰难:“这年头真是的,春节前两天,我想在城里顺手买两条中华烟送人,不料找了整整近一个小时,问了10家比较正规的烟店,都说缺货。后来,我在一家挂着‘专门回收名烟名酒’的小店那里,才买到了几条正宗的中华烟。”
我的亲戚中,有人是支部委员,有人是村民代表,村支书希望他们作个证,好让这笔开支经得起村级财务审计。临走时,村支书说,到时他会想办法找些正规的发票,冲了白条的账,希望我的亲戚们能够签个字。
回到城里,记者特意跑了几家专门回收烟酒的烟杂店,门口黑板上明码标价的回收价已经和几天前不太一样。以硬盒中华烟为例,大年三十那天,回收价是每条380元,而到了年初四,每条只有360元。烟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些天生意太好,回收的烟酒太多,所以就降价了。
就在记者发稿前,记者以前采访过的一家企业的厂长给记者打来电话,由于记者知道他兼着他老家村子的村支书,就开玩笑地问他:“春节为村里化了多少钱啊?”他在电话里回答说:“8万元,账从厂子里的财务走了,省些村级财务审计的麻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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