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否则中国人已经很难团结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紧张而又糟糕。在此，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个中的原因。
* 现实与现状
经过五十年共产党的阶级分明的统治，如今大陆上的农民不喜欢工人，也不喜欢知识分子。因为，工人欺负农民，知识分子瞧不起农民。当然，农民最不喜欢的是欺压他们的共产党官员阶层。
知识分子不喜欢农民，因为，他们“素质差”；不喜欢工人，因为他们粗野。非官员的知识分子更不喜欢共产党官员。因为，他们打心底里就蔑视“领导干部”。
工人不喜欢农民，因为，农民穷、农民呆。工人不喜欢知识份子，因为，他们软弱无能，百无一用。工人当然也不喜欢共产党的官员。因为，这块土地上无人喜欢共产党的官员。
现今中国各阶层，比较之下唯一对其他阶层“喜悦心”较多的是共产党的干部们。因为，无论官职大小，即使一个小办事员，只要在共产机关里做事，就都有一定的权力，而这权力会使他们赢得“不同寻常的尊敬”。属下遇上长官、工人遇上厂长、农民遇上村长，都会送上“天真”的笑容。绝大多数人民，对其头上的官员，都争先恐后地表达尊敬、投笑致诚、点头哈腰、拉拉扯扯。工、农、商、学、兵无不知道尊敬官员的好处，所以相对其他阶层之间的冷漠，共产党的官员们比较“喜欢”溜须拍马的民众。
没有精神的一致性，却有诸多利益冲突。学校里学生之间，除了考试竞争，没有多少相爱、兼容。教师之间为提职称、长工资、分房子，大家几乎要撕破脸皮。其它行业的知识分子之间也都意气相斥，互不服气。农民之间也因田埂房界、道路水渠打得鸡犬不宁。工人之间更是争相邀宠，讨好官员；为一根鸡毛，互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加。共产党的官员之间除了亲信、裙带和官官相护之外，更普遍的是你死我活的往上爬。机关中，办公室里人们笑脸相逢，但心底里恨不得掐死对方。
以上的描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现今的中国人除了关心对自己有用的人以外，对其余的人一概不当回事。说直一点，就是把他人不当人，这就是现实。在这个“国家”里，资源垄断、人群拥挤；生态破坏、道德沦丧；官匪横行、司法腐败；政治愚昧、制度荒唐。大家就像被共产党装在一个篓子里的螃蟹：你踩我踏，纷争永续。
* 五十年的历史
毛泽东就是利用农民对地主财富的嫉妒、知识分子对专制的不满、以及抗日战争激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攫取了政权。之后，共产党带领农民打倒了地主阶级。一九五七年，共产党的官员们又打倒了五十多万右派知识分子。五九年，毛泽东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一切资源，甚至锅碗瓢盆全都砸烂，终于率领农民跑步进入了毛式共产主义。结果，几千万农民被迫变为饿殍，共产党也因此实际上把农民踩到了脚下。文化大革命掀起，又是工、农、兵打倒走资派的官员和非极左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再次直起了腰，恢复了清高，睥睨着一切“素质差”的人们。 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和各阶层之内，充满着仇恨和厌恶。民众就像一群牲口，被共产党赶得随波逐流。混流之中，永远是你挤、我踏的无规则运动。
正是由于煽起了人民之间的怨恨，毛泽东才有可能发动历次运动，他本人正是在这种民间怨恨和撕杀中脱颖而出的恶棍。所以，毛早就洞察了这个民族的普遍罪性。或者说，毛泽东正是我们民族罪性的总代表。今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党，仍然在继续煽动和利用人民之间的怨恨，企图以此来延续共产党的罪恶统治。 在中国大陆，人与人之间的怨恨长期笼罩着中国人的心灵，人民大众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直到最后，只有官逼民反、以暴易暴，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 哲学的源泉
儒家文化的哲学根基是人性本善，马克思主义也是假定管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必是大公无私的超人。乌托邦导致的历史事实与其理论正好相反，五十年来，共产党中国的大多数人们都以人性最坏的一面来对待或防备其它的人们。
无论是两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者还是五十年来的共产党，都用人性里最残忍、最阴暗的手段，来统治芸芸众生。过去一百年统治中国的“哲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一统的威权主义，另一种则是乌托邦的共产主义。这一百年的过程，是一个归谬的过程，它让我们认识到人性本善这个哲学出发点是有问题的。可是，人性本恶亦非结论。我们不得不回到基督教文明的哲学基础：人人都是有罪性的。西方人正是根据这种宗教哲学的前提，认识到因为人人都有罪性，所以任何人一旦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时，就必然会侵犯他人的人权和自由。所以，西方的先哲们设计了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人人都有罪性，并不推论出人类就无法相爱的结论。基督教文明的哲学基础同时指出：所有的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天父”；人们当遵守“正义、怜悯和爱”的绝对准则。
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一百年来前赴后继、上下求索，寻找一切新民和强国的手段。他们找到了科学和民主，却丢掉了民主和科学赖以生长的“内核” ──基督教精神。一百年前的一位美国人说：“虚伪骄饰、欺骗、不真诚和趋炎附势为这个民族（中国）的显著特征。”一百年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特征，用这四个词来总结依然非常准确。这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在他的书“中国人的性格
”最后说：“中国需要正义，为了获得正义，中国人必须了解上帝，必须更新人的概念，并确立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确实，我们应该反省我们的“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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