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这份“遗嘱”的，是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金当时正以“朱子家”为笔名，在香港《春秋》杂志上写长篇回忆录《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前后写了近百万字，后来出了6本单行本。金雄白不是汪精卫“改组派”的人，更不是汪的亲信，而一直是国民党CC分子。抗战前就是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上海《晨报》（CC潘公展所办）的采访主任，是个资深的老报人。后来一直追随周佛海，汪伪时任汪记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金不仅是个报人，而且还是有名的律师。汪伪时在周佛海的支持下，金在南京办《中报》，上海办《平报》，并办了开小报风气之先的《海报》（抗日胜利后由毛子佩接管，改为《铁报》。解放初期改为《亦报》，由冯亦代主持）。所以，金雄白和汪精卫似乎风马牛不相。但汪的遗嘱，不在自己的亲属处，竟由金雄白得之而发表，实在出人意料。
汪的“遗嘱”竟到金雄白的手里，是不得不令人怀疑的，而且来历非常蹊跷，不合情理。金雄白在《汪精卫国事遗书发现经过》一文中说：“1964年2月8日那一天，‘春秋杂志社’转给我发自本港的一封挂号信，发信人却无姓名。启视之下，有一叠四张半蝇头小楷复写的汪精卫的国事遗书，又有一张荣宝斋信纸上，汪氏亲笔写的“最后之心情 兆铭”7字。透查封内，并无发信人附给我的函件。我已深以为异。最初，我为信纸上汪先生的字迹所吸引，再四审视，虽确信为汪氏之亲笔，但仍抱有一个先入的成见，认为汪先生并没有立下遗书。当汪先生的遗体从名古屋移到南京时，许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陈璧君探问：‘汪先生有没有立过遗嘱？’她当众回答得很干脆：‘没有！’
而在这留港几年，我曾不时与汪先生的家属有所接触。当汪先生在日卧病时，她们都是朝夕随侍之人，而他们又几乎一致说：‘先生在病中，没看到写过什么遗嘱、遗书一类的文件。’”不过，后来金雄白仍相信汪的遗嘱是真的。金又写道：“不仅这‘最后之心情’几字，无可怀疑是汪的真迹，其次，看惯汪先生文笔的人，一眼利能辨其真伪。5000字的长文，有谁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亲属，而且不愿透露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况过去的许多事实，也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纸张的陈旧，显然已有一二十年的时间，连上面的一枚图钉，也已锈迹深印在纸上了。”
金雄白为了进一步证实，当即会见汪的长子汪文晋（当时，陈璧君也于1959年在上海监狱病死）。当汪文晋读完全文后，对题目的字迹，笔调和言语等所说的一切，认为均非伪造。汪孟晋并认为，全文抄写的笔迹，是出于汪的至友龙榆生之手（遗书内是说叫陈璧君抄写的，但发现的又不是陈的笔迹）。龙榆生是汪家密友，担任过汪伪中央大学教授，陈璧君在上海市监狱服刑，龙曾长期送去书籍，内中就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陈璧君一再阅读，终于写出了“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的自白书。
金雄白和许多人研究后，大家认为，大概汪在病中只写了题目，就口述或录音后由人眷正。此文肯定由陈璧君保存，因遗嘱内规定，要汪死后20年方可发表，故她一直深藏不露。后来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自知出狱无望，才暗交可以信赖的龙榆生。当时汪的子女和方君璧，都不在上海，只有龙榆生常有来往。1964年刚好是汪去世20周年（汪死于1944年11月10日），故十之八九，信是龙榆生的后代或心腹朋友寄出的。
汪精卫的女婿何文杰，和汪十分亲密，胜过汪的子女。汪在日本治病时，何自始至终，随侍左右，寸步不离，汪是不是有遗嘱，何应该是最最清楚的人。当何文杰在港看到这份遗嘱时，除确认“最后之心情 兆铭”为汪亲笔外，从文笔和风格上也证明是汪的文章，但何认为决不是汪在日本病危时写的。
汪精卫的另一密友朱朴，看了遗书后说：“我看惯了汪先生的文章，这是别人万难模拟的。”大汉奸陈君慧看了后说：“我曾赴日本探视汪先生的疾病。我委婉问他对将来有什么交代？汪说：‘一切已详在我的著作中。’这‘著作’二字，可能就是指的‘遗嘱’。”汪的长女汪文惺看后则说：“假如遗书是假造的话，无论文笔和内容，都到无懈可击的地步了。”
“遗嘱”发表后的反应
汪精卫的所谓“遗嘱”发表后，首先在日本引起轰动。日销500多万份的《每日新闻》，捷足先登，抢先于1964年4月29日、30日二天，以最显著的版面，予以刊载，并且在按语中说：“而在20年后的今日，对于这份遗书，在中国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同其重要，而且为昭和历史上的重大资料。”
接着是美国的“美联社”，向全世界发布了电视稿，认为是中日八年战争中的一项新发明。
然后是日本东京的英文《日本时报》，于1964年5月7日，刊出了中文的影印件，并附有一篇专论。《日本时报》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报纸，在美国和东南亚一带，都有很大的销路。该报刊出时的标题是：“汪兆铭的遗书，再揭开历史的真实”。《日本时报》在附言中说：“对于汪氏而言，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系日本统治下的南京一个傀儡政权的领袖，他却用自己的遗言，为他的过去重作表白。”
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识者认为，与当时的美苏冷战和大范围的反苏反共有关。日本方面，几乎一直肯定“遗嘱”是真的。《每日新闻》发表后，立即派记者采访了当年驻华侵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今井是汪伪政权自始至终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他对记者说：“《每日新闻》所发表的汪氏的国事遗书，是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以我私人的判断，这份遗书，确为汪氏的真正心情。”
《每日新闻》又派记者专访参与汪伪政权建立的重要人物清水董三。清水开口就说：“这才是真正的遗书。”。
但也有提出“遗嘱”为伪造的人。《每日新闻》在访问了日本人后，又向中国人求证。1964年5月15日，胡兰成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汪精卫的国事遗书－－思想混乱之反映》。他坚持认为，“遗嘱”是伪造的，把汪精卫和自己说成是“日本的真正朋友”。他认为汪的所谓“和平运动”，是真正的“爱日运动”，并自抬身价，说是汪精卫的亲信，可以证明汪决未写过“遗嘱”。汪伪政府成立时，胡凭着会写文章，得了伪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高职，但不久就和汪真正的亲信、伪宣传部长林伯生闹翻，被汪扣押。被日本人保释后，胡即离开汪精卫，和“76号”特工头目李士群混在一起，办起了报纸《国民新闻》。
再次，1964年8月，香港颇有名声的《新闻天地》杂志，也全文刊载了汪的“遗嘱”，并附有很长的文章，认定“遗嘱”为伪造，“帮共党的忙，有损国体（台湾）”。此文为《新闻天地》老板卜少夫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