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中下旬，湖南衡阳宾馆的国有财产如潮水般被掠走：原价每台7000元的12台彩电，被作价300元予以私分；价值4万元的音响设备只要500元一套；价值6万元的国画以500元一幅“内部处理”；价值数千元的洋酒也以5元1瓶的价格被拿走。
到后来，宾馆物资竟被明拿暗偷起来：客房的电话、灯具、床头柜、换气扇、大堂的红木沙发任人拿走；有人用小四轮车一车一车地拉东西，一拉就是一整夜；宾馆夜总会的门被撬两次，价值数十万元的投影机、功放、音响不知去向，餐厅的9台空调以及客房的无数字画也不翼而飞……
一些拿不走的贵重设施，如价值20多万元的程控交换机、动力设备、诸多钢管被当作垃圾扔掉，剩下的很多家具，干脆一把火烧掉。许多市民看见，宾馆内大火整整烧了两天。
发生在衡阳的这一幕，使得这家知名的地方国有宾馆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2003年1月，春节即将到来，正是宾馆酒店业生意火爆的时候，但记者在衡阳宾馆门前却看不到一个客人。院子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透出一股惨淡的衰败景象。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总经理被拿掉
衡阳宾馆是直属衡阳市政府的国有企业，有着50年历史和较高的知名度。宾馆前总经理王衡生说，在很多人眼里，衡阳宾馆是块“唐僧肉”，“人人都想咬一口”。
十多年前，王衡生以市政府接待处副处长的身份，出任衡阳宾馆的总经理。在他任职期间，衡阳宾馆曾有过一段时期的辉煌。后来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宾馆经营又跌入低谷，欠了1000多万元的债务。但王衡生带领职工历经数年苦战，终于摆脱了困境。
在此期间，政界、商界不断有人将手伸向衡阳宾馆。2000年，在市政府一位官员的介绍下，衡阳市一位商人与王衡生“商讨合作事宜”，提出要将衡阳宾馆“零破产”。王衡生拒绝了，他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无偿吞并，其结果将是大量的国有资产被私人占用。
有政府官员给王衡生许愿：只要让出衡阳宾馆，就将他提为正处级。王衡生仍然拒绝了，权钱交易的事，他不干。由于他的“独断专行”，在一些政府官员的眼里，衡阳宾馆成了“根本管不了的企业”。
此时衡阳市已开始进行大规模国有企业改制。王衡生从宾馆的长远发展考虑，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进行股份制改造。此报告一旦实施，最明显的结果是，政府官员不能直接插手宾馆的经营管理了。
报告提交后一个多月里，政府方面一直没有动静，倒是“衡阳宾馆要换总经理”的小道消息开始流传起来。2002年3月5日，一个令王衡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衡阳市审计部门前来对宾馆的资产进行审计。
本来王衡生还很高兴，认为这是市政府同意改制的一个信号。但很快他就高兴不起来了，他发现，那些审计人员并不找他了解宾馆的资产状况，而是找一些中层干部和职工座谈，王听出是要他们“大胆揭发”宾馆领导的问题。
审计进行了20多天，并未发现王的什么问题。而各种对他不利的传言却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这些传言说：王衡生经营不善，宾馆欠了数千万外债；王衡生有贪污、腐化行为……
“我感到有阴谋。”王衡生说，可到底是什么阴谋，他也说不上来。他只是觉得自己被人“当作了一块绊脚石”，“非要被拿掉不可”。
3月25日，衡阳市有关部门正式向王衡生宣布，从即日起他不再担任衡阳宾馆的总经理，回市政府接待处工作。该决定没有提出任何任免的理由。
王衡生感到愤怒，但骼膊拧不过大腿，他不得不接受这个既定事实。
新总经理出场
接替王衡生的，是衡阳另一家宾馆的邓姓副总经理。他上任四五天之后即称病不出，不到三个月，便向市政府递交了辞呈。
在此期间，衡阳宾馆的业务急剧下滑，人心浮动。
一直以来，有关邓为何被任命为衡阳宾馆老总、又为什么称病不出并很快辞职，当地人有多种猜测。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邓的出任和引退不过是这场“阴谋”里的一个小把戏。
6月底，市政府一个负责后勤的科长被任命为宾馆总经理。
此人名叫刘国忠，46岁。他说，实际上他也不想到衡阳宾馆工作，“我知道自己的能耐不足以担当此任”，但是市政府秘书长邹文辉等一定要他出任总经理，“他们一直跟我磨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提出要先到宾馆调查20天才作决定，可他们连3天都不同意”。
邹文辉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衡阳宾馆总经理人选，市政府曾希望在衡阳宾馆产生，但那些副总经理们谁都不愿干；后来又想在市政府内挑选一些有管理经验的人，但考察的几个对象也都不愿去。想向社会公开招聘，条件又不成熟：宾馆没有改制。“经过反复斟酌，觉得刘国忠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记者采访了衡阳宾馆的一些副总，没人听说市里找谁谈过话。
令人费解的“经营之道”
这个被邹文辉认为“具有一定管理经验，一定能将宾馆经营好”的新任总经理，此后的“经营”让宾馆职工倒吸了一口凉气。
到任第一天，刘就发言说：“我不懂经营，也不会去抓经营。叫我来，就是让我把宾馆包出去。”此言一出，职工大哗。
由于职工们的激烈反对，刘暂时放弃了把宾馆往外包的念头，开始“经营”－－－职工们反映，刘的“经营”是在麻将桌上，他一连好多天和一些官员、朋友在宾馆等地打麻将。刘的说法是：“我来之前，2002年6月13日至6月底两个星期内，宾馆开房率只有9％至11％，现金收入只有1.5万元。在此情况下，宾馆一开业就要亏，每个月要亏好几万－－－我不是行家，不很清楚，但别人说要亏这么多。”
当时宾馆刚装修不到半年，但刘觉得设备很差，环境不好，下令停业装修。其实只是维修水管，换几个灯泡。“装修”一搞就是一个月。
着急之下，职工们建议刘开业经营。刘就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将宾馆服务员放回家，让中层干部代替服务员打扫房间。
更怪的是，只要刘遇着有客人来，他总说宾馆要装修，一律拒之门外。
职工们愤怒地说，在此情景下，就算宾馆条件再好，又如何经营得下去？有职工作了统计，刘国忠来之前宾馆开房率还不低，刘来后两个月内竟下降到20％以下。
租赁
8月下旬，宾馆停业。刘国忠再次召集职工开会，提出要将宾馆租赁出去，职工们持反对意见。双方关系由此紧张起来。
9月中旬，刘开始向职工许诺：宾馆将引进实力雄厚的港商来经营，租赁出去后职工工资要比过去高得多；宾馆还将给职工办理两保。他还说：王衡生已将宾馆未来20年的钱都花了，如果不租赁出去，员工们将1分钱的工资都拿不到。
衡阳宾馆职工吴立书说，在刘的言辞诱惑下，约有三分之一的职工开始认同租赁的做法。刘不失时机地找这些职工签字同意租赁。有人反映，刘曾向一些职工出钱买签字：凡赞成租赁并签字的，刘就给付100到数百元的酬金。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国忠否认了这种说法。
此时又有风声传出，说是租赁对象是焦某，原衡阳宾馆的上级主管部门－－－衡阳市政府接待处副处长罗兆凤的丈夫，当时焦是衡阳另一家宾馆的副总经理，以前曾在衡阳宾馆承包过餐厅。对此，职工们也强烈反对。
最后，租赁对象成了一家“港资”企业。2002年10月16日，在职工代表达不到法定比例的情况下，刘国忠召开了一个职工代表大会，强行通过了对外租赁的决定。第三天下午，刘国忠便代表宾馆与“香港凯达旅游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的授权委托人刘先平则顺理成章地成了宾馆的经理。
据记者调查，在此过程中，刘国忠并未按有关规定将合同的内容告知职工，也没有拿出来讨论过。
一场浩劫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刘国忠便迫不及待地安排刘先平入驻宾馆，进行财产交割；同时成立物资清查小组，开始处理宾馆的财产。
当天上午，刘先平开始逐间查看设施，好的就留下，结果共要了价值数十万元的财物。刘先平不愿掏腰包买，在职工的力争下，他终于出了1万元，算是“买”下了这些设施。
此后，一场浩劫开始了，出现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一幕。
整整一个星期，职工们含着眼泪目睹了凝聚他们无数心血、曾经属于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怎样被私分、毁损。
根据一份非正式的、不完全的统计，在这场名为“物资清查”的行动中，衡阳宾馆共计损失近千万元。
与此同时，刘国忠宣布宾馆只保留41人，其余职工全部下岗。职工们后来找到大量证据证实，刘国忠在留岗竞聘考试中弄虚作假，使刘的心腹以及赞成租赁的“有功人员”留了下来。
据了解，自从宾馆被租赁后，职工们的工资就停发了。许多职工家庭困难，连生活都成了问题。衡阳市政府已下达指令，要求解决职工从元旦到春节的生活费问题，许诺宾馆将给每人发放500元。但直到春节前记者结束采访时为止，数百名被迫离岗的职工们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子虚乌有的港资企业
悲愤不已的宾馆职工前往市政府，要求政府查办此事，并公示合同内容。
合同最后公示出来，职工们这才发现，合同上只有刘先平的签字，并没有乙方香港凯达旅游贸易公司的盖章。按理它是一个无效合同，怎么就能得到履行？
职工们追问合同为什么没有盖章，市政府秘书长邹文辉解释说，刘先平有香港凯达旅游贸易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这还能有假？
后来职工们看到了委托书，他们惊异地发现，授权委托书上盖章的公司名称－－－凯达旅游贸易公司，与合同上签字落款的名称不一致。
他们凑钱聘请了两位律师，通过司法部授权处理大陆和香港法律事务的香港注册律师肖咏仪等进行了调查，最后证实：合同上签字落款的“香港凯达旅游贸易有限公司”并不存在。而所谓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凯达旅游贸易公司”，于1999年5月在香港注册，同年11月6日注销，也就是说，签订合同时这个公司也不存在。两位香港律师出具了经司法部认可的公证书。
律师周立认为，刘先平以虚假公司的名义与衡阳宾馆签订合同，其行为涉嫌诈骗。
愤怒之下的职工终于明白了，果真如王衡生所担心的，有人欲借改制之机行侵吞国有资产之实。
谁是幕后指使者
刘先平是哪里人？从事什么职业？
这一个平常得再不能平常的问题，却让衡阳宾馆上上下下作了难。
就连与刘先平签订合同的刘国忠也对记者说，他不知道刘先平究竟是哪里人，干什么的。
记者问：你连他最起码的资料都不清楚，怎么就跟他签了合同？
答：因为他有授权委托书。
记者又问：有没有对他的授权委托书进行过查证？
答：没有，因为他有实力。
刘对记者“为什么对刘先平的资质不进行调查”的问题很恼火：“这个问题我不爱听，你作为记者不该这么问。”但在记者的追问下，刘国忠最后说市政府接待处副处长罗兆凤是他的朋友，“我只知道刘先平是罗兆凤的亲戚”。
2003年1月24日上午，记者找到了宾馆具体负责租赁的副总经理吴三才。吴三才说他也没有查过刘先平的资质以及授权委托书，因为衡阳市对外贸易局张小凡科长事前作了资质审验，他还说，由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出具的香港凯达旅游贸易有限公司在银行存款140多万美元的存款证明，就是张小凡提供的。
“我们是相信罗兆凤副处长和张小凡科长，才相信刘先平的。”吴三才说，罗、张二人都是政府官员，张专门分管外商外资这一块，和他们打了十几年交道，“怎么不相信”？
记者要求见刘先平，吴三才当着记者的面给刘打电话，吴告诉记者说，刘说他爷爷死了，现在正在乡下。但记者出门一问，有人说就在记者采访吴三才时还看见刘先平在宾馆里。
当天下午，张小凡态度粗暴地拒绝接受记者采访，他说，他对这个公司底细也不清楚，他没有这个公司的地址、电话，也不想告诉记者什么，“只知道，这个公司银行上存有相当于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美金，已在衡阳宾馆投入几百万元”。
2003年2月上旬，记者得悉，经香港方面证实，那份存款证明是伪造的。
在衡阳期间，记者匆匆见了罗兆凤一面，她承认刘先平是她的亲戚。但当记者回过头来就有关问题向她核实时，却一直没能见到她，她的同事说，她出差了。
几桩怪事
一个多月来，事态发展中出现了诸多怪事。
怪事之一：1月16日，刘国忠在竞聘中舞弊一事东窗事发，宾馆保安刘军向职工们提供了一份材料，证明舞弊是受刘国忠指使的，后由于害怕遭到报复而外出躲避。据刘军父母讲，当晚邹文辉亲自打电话给刘家，限他在5天内回到衡阳，否则让公安局的人抓他。此事后来邹文辉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刘军不明白：这样一件小事，为什么一个平时要见一下都不容易的大领导会亲自过问？
怪事之二：从1月中旬开始，职工们向公安、纪委等部门反映情况，但这些部门都不愿受理。一位警官对他们说，这么大一个宾馆搞成这样，肯定有很大的背景，查起来很麻烦的，“很多国有资产就是这样流失的，我们见多了”。
最让职工们感到气馁的是，最初纪委表示要严肃查处，但后来却对职工们说，这事“领导不批，我们不查”。2003年1月24日，纪委监察室一位姓贺的主任对记者重复了这句话。
有一个矛盾的事实是，刘国忠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将宾馆租赁出去是严格按程序上报给邹文辉秘书长，并经邹同意了的；可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刘国忠将宾馆租赁一事，事先并未报告给市政府，他一点都不知情。
事态发展到后来，还上演了一场查账风波：职工们强行查了账，虽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已反映出问题的实质：从2002年12月到2003年1月23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仅宾馆办公室主任经手报销的单据就高达4万多元，用于刘等人吃喝、洗脚、跳舞、招待政府官员。宾馆财务科长有一张报销了的白条，金额9000多元，用在什么地方没有注明。一位副总经理买了一个手机、一张卡，1200元，在财务上报销了……
据了解，有关方面已下令，不许查现金账，至于转账资金账，更是不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