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由于中国当局自相矛盾地不允许谈论那件事（即使赞同官方的观点也不行），但无论如何，这近14年的“中国年鉴”每页上都留下了1989年那50多个日夜的痕迹。从广场上的硝烟散尽之日起，中国政治进入了“后1989时代”，其主要标志是“稳定压倒一切”成爲政治的第一规定性，而机会主义成爲中国意识形态的新原则。在这个“新时代”，“强制遗忘”和“拒绝遗忘”成爲走出广场之后的当局与民主人士新的斗争形式。由于恐惧的力量如此强大，警察部门成爲14年来当局翦除广场记忆唯一的手段。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散落民间，这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街头政治的某种延续和坚守，然后经过“市场经济”的过滤，最后生长在互联网上，一些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也逐步汇入这种“网路自由主义‘之中。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共十六大”的闭幕确实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由于天安门事件之后上台的领导人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江的恋栈不仅仅是来自权力意识，更多来自他自己对1989年的深刻记忆），中国政治开始出现了一些走出“后1989”阴影的某种迹象。而2003年春天“两会”的召开，似乎将把“稳定党”（相当于“秩序党”吧）执政的14年画一个句号。“时势比人强”，无论旧时代如何千方百计地想重建对历史的控制，但到了2003年它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当然我们还无法评论这个“后稳定时代”。我们看不清这个“新新时代”将如何转化它对八九的记忆，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胡锦涛时代必须面对的老问题。这个问题仅仅是被掩埋了14年，但当政治之犁划开第14个春天的时候，它再次“复出”，摆在世界面前也摆在中南海的办公台上。对于胡锦涛来说，这不是一个令他满意的政治遗产，但他没有别的选择。此外，这14年里，在“稳定党”的学校教育中成长起来一代“后1989的青年”，他们按“愤青”的模式茁壮成长起来了──这些刚刚砸了美国大使馆然后又在网路上扔砖头的年轻人，是稳定时代特殊的产物，他们是这14年“稳定党”因政治恐惧的需要而刻意培养的。这是胡锦涛时代必须接受的第二大政治遗产。然后是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不公正以及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日益紧密的联系，这些变化构成“稳定党”留给胡锦涛时代的第三大政治遗产。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以“宪法”来整合国民也许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我们不知道胡锦涛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我们清楚的是，胡锦涛时代不再是“稳定党”时代了，虽然政治恐惧（包括这14年新累积的政治矛盾）仍然存在，但这些记忆对他们的意义和对上一代政治人物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另外，整个民族对这个平庸的14年感到厌倦了，这似乎爲一个新的活跃的时代的到来铺垫了社会基础。
对于“八九一代”来说，这14年是充满耻辱和期盼的。这耻辱也是整个民族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怀抱着孩子的尸体14年而无动于衷，但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脸红，而那些新贵们甚至还爲自己的“政治成熟”而自谋鸣得意。“八九一代”耻辱地活着，但也活到了一个“新新时代”开始的日子（当然，有的同龄人永远离开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我确知，这已经不在是呼吁改革家推进政治改革的时代了，正如我曾论证过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利时代”，一个以捍卫个体权利而不是衷情于“宏大叙事”的时代。必须爲权利而形成压力（从权利个案开始），促成谈判机制，这是中国政治真正的出路。而这些年的一些民间政治抗议活动爲此提供了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我相信理性社会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旧社会”，也不是一个期盼新的改革政治明星的“新社会”，而是一个谈判的社会。缺乏谈判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可能性并不是放弃追求谈判文明的理由，而是正相反──我们必须在捍卫权利和创建“政治文明”两方面同时开始。这不仅是我们对第14个春天（及其以后）的期望，也是几千年之后我们可以想往的第一个春天。
2003年2月19日星期三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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