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非此即彼”，但不是“非黑即白” ——再论“签名反战”事件兼与王怡兄商榷

两周来，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反战签名信公开以来，不同观点的网友之间的争论几乎垄断了近期中文网络的热点。有评论认为，这场争论可以视为9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的继续，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是不完全的－－自由主义者这次发生了某种分化，有坚决支持倒萨的，有反战的，而更多的人采取了沉默的方式。我妄测，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或者更愿意同情和理解美国的政策，但由于各种考虑，由于战争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他们没有发言。

但总的来说，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BBS的争论仍然是低水平的。尽管网上的人都是有些文化的人，但讨论问题仍然象市井吵架或菜市场争吵一样。争论双方连基本的互相尊重都没有，就谈不上什么主义和正义之争了。我想唯一的结论是，我们都是文革那场政治运动的后人，也是缺乏“广场文化”的灾民社会的后裔。我们总是攻击别人侮辱自己的名誉了，事实上唯一能侮辱自己的名誉的就是自己。我觉得观点分歧在任何社会都很正常，但我们的问题是缺乏讨论规则，也缺乏对讨论规则的尊重，换句话说，缺乏一种“讨论文明”。也许对中文BBS来说，无需先谈主义之争，而应该先学会好好说话和尊重他人，学会倾听也学会表达，学会反驳也学会赞同。这是理性讨论的道德前提。已经吵了半个多月了，但真正的讨论似乎还没有开始－－论战者都觉得自己是奉天承运，口含天宪，因此都不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而是相信真理越骂越明。这种状况当然也跟90年代中国“成功”的国家教育有关。

不过也有一些发言是在真正讨论问题。今天有网友在“不寐论坛”转来一篇文章，题目是：“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应声称支持战争”，作者署名“王怡”。我和王怡先生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们有网络上的“往来”，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互相支持，我也很尊重他的为人和观点。他的这篇文章我仍然很理解，但有些不同的看法想和他交流一下。（引文均见王怡文章）

首先，我觉得王怡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些轻率了。人们会这样批评：你先站在“良知”的“高度”给自己的说法一个“价值预设”，这开篇就是不好的，等于说，反对我的人是无“良知”的。我想起孟子说“无父无母是禽兽也”那种不讲道理的“论战”来了。而且，他的“良知”由于缺乏规定性而给聚讼徒赠纷争。比如，类似的命题还有：“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应声称支持独裁”，但这类判断都有虚构话语前提的嫌疑。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一方面判定”国际关系原本是强权原则，因为找不到一个普世的价值本原”，可是自己又用“良知”来给“国际关系”找了一个“价值本原”，他这段文字多处充满了这种悖论。另外，政治和道德之间的二元对立本来已经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末路，王怡先生不仅在重复相同的分析范畴，而且他的“良知”和“政治”之间往往是自相反驳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具体分析。

他说：“我的基本看法自由主义迄今为止都与国际关系无关。”这话说得太绝对。事实上国际关系存在利益关系，也存在意识形态关系。而“利益”和“主义”之间也往往是互相联系的，甚至有时候“主义”也是一种“利益”，反之亦然。不理解这一点，整个冷战时代是不能得到充分解释的。如果上述判断是可疑的，那么，“自由主义不是一个讨论国际问题时的价值预设”。这一说法同样是可疑的。

他说：“国际关系原本是强权原则，因为找不到一个普世的价值本原。”哲学上普特南和波普尔等人成功地批驳了相对主义的“精神自杀”，他们主张，相对主义者无法区分“对的”和“认为是对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再退一步说，“国际关系原本是强权原则”，这本身就同时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判断，它本身就是“绝对”的。“后来慢慢引入人道主义，至于自由主义还没有成为评判标准。”如果这一判断是真的，那么也可以说，“强权原则”也没有彻底“成为评判标准”，否则，争论的前提就不存在了。

他说：“所以以自由主义在这里说事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你不能以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来评判美国的行为，而用非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去评判伊拉克。”这个“所以”是缺乏因果联系的。我们也不能完全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二元化（没有人否定二者之间的不同），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否则同样不能解释在国际人权领域为什么自由主义国家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也无法解释，美国“事实上作为一个拥有绝对主导力量的大帝国，它的作为已经够收敛的了。”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联合国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英美至今还在为寻求它的授权努力，这已经很难得。”

他说：“而如果你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预设的普世性，萨达姆政权就根本没有合法性。”我想这个判断完全可以去掉“如果”。既然“联合国现在还没有合法性”（这个判断是对的），“若没得到授权也要打，我也不认为因此就没有正当性”，那么这个“正当性”和他的“良知”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不支持任何自卫以外的战争。”这里面可商榷的东西甚多。首先你要面对“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应声称支持战争”这个判断的质问，因为在这里你给“战争”又加了条件，换句话说，你的“良知”是“有条件的”。那么同样，支持战争的人也决不是什么战争都支持的（没有人那样说，因此王怡先生的题目确实有虚构话语前提之嫌），他们也有自己的条件。这样一来反战和支持战争之间的争论就变成了各种“条件”的争论，而这些争论最后只能转化为“价值”之争。例如，王怡先生至少要规定什么叫“自卫”，而这一点上同样会聚讼不已。

他说：“尤其在战争尚未爆发之前，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论持什么立场，都不应该声称自己支持战争。因为尽管这种‘支持’对战争的爆发没起丝毫作用，但你选择了‘支持’，就承认了你的言行与战争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段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理论判断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不能脱离生活－－我想象不出更不坏的办法来制止萨达姆12年来17次地违反联合国公约这种“习惯”，而这种违反已经触犯了国际法。我相信王怡先生也没有更不坏的办法。美国也没有。另外一方面，即使你选择了沉默，同样，也可能“就承认了你的言行与战争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有效的压力可能使萨达姆在“违法”的路上走得更远。我们也记得二战前欧洲的绥靖主义政策，后来人们相信，不是英、法国内的支持战争的声音而是反对战争的声音要对战争爆发和扩大负责。所以，谈论战争前哪种言论要对战争负责的这种论断，在逻辑上都是可疑的。

支持美国强制萨达姆解除武装是最后的一种选择。但这种支持不完全等于支持战争，我相信这两者之间是有不同的。我也觉得有的朋友支持战争的文章写得过于极端，或者不够严谨，但王怡先生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而且在那个极端里找不到出路，结果可能为了理论上的“良知”而以沉默和观望来面对现实危机，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这的确是一种“理论”自我确证的方法，但生活却恰恰给了我们更复杂的问题，用齐克果的话来说，就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你必须作出选择。你没有生活在别处。更困难或具有挑战性的是，这些选择主要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基于你的价值判断做相对白一点的选择。什么也不做当然更容易，也更可以免除责任，但我们知道，其结果恰恰可能是最不负责任的。

我并不是说王怡先生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他同样出于知识分子的理论责任感而参加了讨论，而他对战争的那种“政治正确”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许他强调的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我的评论把这方面引申了。但我确知，我的这种引申也不是完全小题大做的。

我相信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我有两点盼望，一是希望BBS上的争论更理性化和文明化（这点王怡等朋友是令人尊敬的），二是希望BBS的注意力在关注海湾问题的同时，能以同样或更高的热情关注我们身边的生活。

2003年2月22日星期六

附网友转贴王怡的文章：

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应声称支持战争

　　我的基本看法自由主义迄今为止都与国际关系无关。自由主义不是一个讨论国际问题时的价值预设。国际关系原本是强权原则，因为找不到一个普世的价值本原。后来慢慢引入人道主义，至于自由主义还没有成为评判标准。除非萨达姆这种政权都没有了。所以以自由主义在这里说事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你不能以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来评判美国的行为，而用非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去评判伊拉克。

　　 而和平主义只是一种道德的愿望，每个人都有。但它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立场。在政治意义上，如果你不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预设的普世性，美国在国际间就无所谓有权利，也无所谓没有权利。事实上作为一个拥有绝对主导力量的大帝国，它的作为已经够收敛的了。而如果你承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预设的普世性，萨达姆政权就根本没有合法性。基于它的作为，对它的打击如思哲说在实体上就是正当的。至于程序问题，我只能说再过一百年也许联合国就有强大的合法性根基了，但现在还没有。程序性在国际间还没有这么神圣。在没有的情况下，英美至今还在为寻求它的授权努力，这已经很难得。我们当然希望英美能在得到授权的情形下开战。这样会为联合国的合法性树下一个好的个案。但若没得到授权也要打，我也不认为因此就没有正当性。

　　承认这场战争有正当性，与是否支持它是两回事。我不支持任何自卫以外的战争。尤其在战争尚未爆发之前，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论持什么立场，都不应该声称自己支持战争。因为尽管这种“支持”对战争的爆发没起丝毫作用，但你选择了“支持”，就承认了你的言行与战争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

──原载《宪政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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