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1939年11月下旬率领中原局机关及干部三百多人到达安徽涡阳县开始，直接领导了华中的中共军队的扩大和建立新政权的活动，以下逐月清理其活动。11月11日，向中共中央汇报彭雪枫部的活动以后，对于发展前途说道：“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无须延安及军部供给。只要有干部，在半年内扩大雪枫部两万至三万人完全可能做到。”注1（按：以下凡是出自“刘少奇年谱”者，一律不再加注。）但是原来中原局的驻地竹沟，仍然有许多伤病员，在11月中旬受到袭击，这事件表示江南的冲突加剧。
根据这报告，延安发出“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东至海边发展的指示”（按：以下凡是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也一律不再加注）“甲”是对刘的报告“完全同意”；“乙”指令道：“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
用地图的比例尺粗略的量了一下，安庆在安徽省的西部，到上海的距离大约是五百五十公里；合肥在安徽省的中部，到海边大约四百公里。这是一片极为广大的地区，这些地区都如果赤化，抗战胜利以后的国民政府将不可能回到南京首都，因为南京上海都在其包括的地区之内。过去苏维埃时代，中共不仅仅不能随意夺取中华民国的土地，而且起码的立足点都成问题。如今以抗日的名义可以随意扩展；过去苏维埃时期，中共的武装斗争斗了十年，到西安事变的时候，仍然只有大约三万人，如今的每一次征兵，都是以抗战的名义，所以成倍地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以下的几条都是吸收知识份子，以便培养中共的干部方面的，毛泽东正是在1939年12月1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这方面暂时不计。
12月11日：刘少奇“与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项英：“在皖东津浦路沿线，韩德勤、李本一等部从东、西、北三面向皖东新四军围击，企图用武力压迫新四军过江南。‘我们的对策是以包围打破包围，并控制东进道路。’”周恩来在1939年2月来到新四军做出的决议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决议一直是新四军发展的基本方针。而皖东北向东，就是苏北，这是中共中央一直坚持的建立根据地的中心。所以这里坚持“控制东进道路”。12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整个华中，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一）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二）豫东彭雪枫活动地区；（三）江苏北部，苏北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通知，把苏北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据12月27日刘少奇致项英等的电报，彭雪枫部给养已经解决，由原来的三个团，发展到十余个团。并且刘少奇主持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向华中敌后发展的工作方针，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刘少奇主张向苏北发展，也与陈毅的主张相合，但是原来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却持不同看法，主张向南。刘少奇得到了延安的支持。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并且给新四军下达坚决以武装对抗摩擦的强硬指令：“在淮北可激进一些，一般的与山东地区相同，除发展军队外，还应争取政权。如武装摩擦则应以武装还击之。在淮南应有严正态度对付一切摩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反击。”
1940年1月，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往还的内容，主要都是强调新四军往淮河以北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具体部署从新四军其它部队抽调兵力到江北去。1月10日，延安指令负责南方局的周恩来给国民党谈判时，正式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的编制为二十二万人，月饷为四百四十万元（平均每人二十元计）；新四军编制为三个师，五万人，月饷一百万元；并且补充子弹一千万发。次日的指令再次强调此数目，并且加上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二十万元。中共企图让国民政府承认其扩军的事实，并且把扩展的地盘合法化。过去苏维埃时期，流了多少鲜血还难以生存，如今抗战时期，同样是扩大，还要吃国民政府的粮饷，真是天地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