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对此事存有疑问，不是根据传说，而是根据一些革命故事。当年受党教育时，对“黄浦公园”，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解释是：那公园属于帝国主义的租界区，所以不让中国人进去。但是很多革命历史故事提出了相反的事实：即很多中国人可以进帝国主义的租界。比如说鲁迅，就在租界里呆过，在那里写的文章还专门编成一集，叫做“且介亭文集”。“且介亭”就是租界里亭子间的意思。中共一大会议，也曾经在租界里开过一段。还有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都长期在租界里“坚持斗争”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当时是漂白了皮肤装成洋人模样潜入租界去的。可见当时租界还是允许华人进出的，可能需要办一些手续，但应该不会搞一刀切：凡是华人就“不得入内”。
然而，无论如何，这个历史故事成功建立了中国人的国耻心，“黄浦公园”成了中国人民心上的痛。也激发了中国人的反帝爱国情怀。
既然“黄浦公园”这种场所这样令人憎恶，既然解放后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了，按理就不应允许中国国土上再出现任何形式的“黄浦公园”。也就是说，中国土地上的任何地方，除了外国使领馆，都不应该存在只许洋人出入却不许国人靠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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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年纪稍大点的人都还记得80年代以前许多城市里的“友谊宾馆”和“友谊商店”吧。那些地方的把门人对所有长得不象华人的动物都能礼貌周到，殷勤倍至。而对所有华人，特别是大陆“境内”土头土脑的基本群众，则是横眉冷目，戒备重重。一般说，中国人如果没有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是别想进去的。当年某市有座“人民旅社”，是专门接待“外宾”的，中国人就很难沾边。于是当地人民很有些看法，说：凡是标有“人民”字样的地方，人民大多难以进去。
这话不无道理，举凡“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等等地方，通常都是让人民难以接近的地方。高墙深院，关卡重重，里面究竟干了些啥事情，人民实在难以了解周全。
最叫国人气短的事，是在新闻信息方面。政府把很多情况毫无遮拦地通报给洋人，却对中国人民了掩掩盖盖。遂使我想起了“黄浦公园”。于是把这类怪事命名为“新闻黄浦公园”。
“新闻黄浦公园”在中国存在已久。引起我注意，在大约十年前。那年人大在北京开会讨论三峡工程。国内各界关心此工程的人士很多，却苦于无法知道大会堂里的辩论情况，更不用说向代表们传达自己的意见了。一些境外广播电台发出消息，说代表里反对的声音不小，而从国内各主要媒体报导上却看不到他们的发言，好像这些代表有话只对洋人说一样。总之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详情难以知晓，国人只能干等着看投票结果。
很快，提案付诸表决了。国内各主要媒体报导投票结果，只有一句话：提案通过了。此外再没有任何具体情况，几人投票，几人赞成，几人反对，几人弃权等等全然无可奉告。我不死心，连续几天翻阅报章。终于有一天看到了，却是在英文中国日报上。这等于暗示国人说：你想在国内知道关于我们的代表们对三峡工程的投票统计数字吗？先学好洋文再来吧。
我由此深感屈辱：人民大会堂座落在北京而不是东京，在里面开会的是中国人民代表而不是美国人民代表，讨论表决的事项是关于中国长江上的三峡而不是埃及尼罗河上的阿斯旺。如此重大的事件，为什么洋人和“境外”华人可以看到现场直播，啥事体都在第一时间里看得一清二楚，而国内华人只能看到被剪切被过滤后的只言片语？而且象投票统计数字这样消息还要先学会洋文才能知晓？
当着洋人面，背着国人搞表决，你们这些在人大会堂里面坐着的男男女女是哪国人民代表，是那国人民政府，你们在里面究竟干着什么勾当？
多少年了，这个“新闻黄浦公园”日日运转不停，对洋人表现着坦诚，对国人表现着冷峻。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向来都只愿意接受外国记者或作者的个人采访。他们对斯特朗，斯诺，史沫特莱，韩素音，法拉奇，华莱士等洋人十分亲切开放。却从不给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这类机会。中共领导人对外国记者或者作家的谈话，也总是部分或者全部对中国人保密。外交部发言人的记者会的内容，也经常对国内人民打折扣。甚至报刊杂志也有国内版和海外版之分。有些消息只能登在海外版上，有意不让国内人知道。
中国人有古训：家丑不外扬。当今时代看，这古训已经显得落后，但它毕竟还有“家事不瞒家人”这一点仗义。“新闻黄浦公园”把这一点仗义也给辱没了。几个“公仆”玩弄消息于掌股之间，对着洋人开诚布公，哇啦哇啦口无遮拦，对国人却讳莫如深。让亿万中国人当什么家，作什么主？这样的仆人该不该打板子，该不该炒鱿鱼？
中国没有新闻法，将来一定会有。希望在那法案里明文规定一条：凡通报给外国人的消息，言论，必须在同时通报中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