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农民之和是５５１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８．４６％；知识分子６３１名，占代表总数的２１．１４％；干部９６８名，占代表总数的３２．４４％；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４８０名，占总数的１６．０９％； 人民解放军２６８名，占代表总数的８．９８％；香港特别行政区３６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２１％； 澳门特别行政区１２名，占代表总数的０．４０％； 归国华侨３８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２７％。 代表中，中共党员２１７８名，占代表总数的７２．９９％；代表中，中共党员２１７８名，占代表总数的７２．９９％；少数民族代表４１５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３．９１％，全国５５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妇女代表６０４名，占代表总数的２０．２４％。
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
占中国总人数95%以上的农民和工人，这个宪法里确认是国家"基础"的"工农联盟"分得了不到20%的代表议席，即551名；并且，这个可怜的数字，在最近几届大会里是呈逐届递减趋势的：在1993年开始的第八次全国人代会是612名，在1998年第九次人代会是563名；在公布的材料里，有人蓄意地没有单列农民的代表人数。根据八次人代会280名的情况、根据工人一直多于农民的规律、根据一线劳动阶层名额递减的趋势估计，农民代表可能只有270名左右。
（我们对比日本的相关情况：日本农民，占本国人口的1．8%，可他们在议会里具有左右决策、甚至颠覆政坛的能量。）
中国共产党这个有6800万党员的组织，它在人民大会堂拥有2178名代表席；它在全国大陆人口里占5．3%，但是占了总代表数的７２．９９％--这个数字直观说明了：
在这个"最高权力机关"里，倡导"三个代表"的共产党，的确是自告奋勇地"代表"了中国人民。
中国8个民主党派总共有成员58万，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一项有代表４８０名，比农民得到的席位多得多。
再说军队。中国的现役军人有250万，占大陆人口的0．19%，可它有２６８名代表，占代表总数的８．９８％； 这个250万的群体在中国说话的份量，和9亿农民不相上下！
少数民族代表在中国总人口里的比例是8．41%，但是得到了４１５名、合计１３．９１％的议席分配，比汉族人要多。
妇女代表６０４名，占代表总数的２０．２４％；她们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是43．7%
历来，中国的权力分配里最遭漠视的，是农民。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
9亿农民，拥有270席；这就是说：333万农民里才有一个代表；
678万香港人，占有36个席位；即：18．8万香港人有一个代表；
44万澳门人，占有12个席位，即：3．6万澳门人里有一个代表；
1100万户籍人口的北京有59席位，即：18．6万人里有一个代表；
1321．6万户籍人口的上海有64席位，即：20．6万人里有一个代表；
从全国平均情况来看：2985人代表了12．6583亿人，则以为着：每个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是42．4万。
上面情况说明：除了澳门作为"家里最小的老婆"受到明显照顾外，在北京、上海、香港这些地方，它们之间各自分得的投票比例是不相上下的；相比于全国的情况，这些最富有的地方，它们所获得的投票机会是最多的。
就同等基数而言，农民的投票权仅近似于全国平均数的1/8（333万42．4万）；而相应的，上面几个城市得到的是全国的平均数的2倍以上；折算起来，在一个农民的投票机会，只有一个香港人、北京人的1/18！
这让人联想起不久前阿富汗人对内阁席位的分配；如果用这样打发中国农民的方法对待阿富汗某一派别某一部落，那么可以肯定：不等散会，卡尔扎伊的头就得被打破！
中国的宪法法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公民皆拥有完全平等的投票权；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面的事实说明：越富有的人、越富有的地区，拥有的投票权越多、决策权、话语权也越多；
我们的选举法说的是一套；可现实做的又是另外的一套。
这将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富者将会更加富有，穷者将更加贫穷、更被边缘化。
可以说：以农民为主体的穷人，他们的苦难没有边际；就像是：城市人口已经实现小康、实现"大康"了，农民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在北京开一次的大会，典型是一个"富人的盛宴"；而穷人，如同是一个个流浪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蜷缩在犄角旮旯里的充当看客：在盛宴、在扑鼻的"烤鸭香气"的熏陶里，备感凄凉。
中国宪法把人民代表大会定位成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可是，中国人在对自己的同胞间进行切割、分配这一"权力蛋糕"的时候，其所显示出的不公和恶劣程度，在世界任何国家、以及任何涉及分配利益的领域的事例进行比较，肯定是登峰造极的！
不信？你找找看！
附注：
1，中国总人口、北京、上海、香港、澳门、以及现役军人人数的资料，来自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公开资料；
2，采用北京、上海的"户籍人口"，而不是"居住人口"，是因为按中国政策，非本市户籍者无选举权；中国城市的代表历来不代表"外地人"；它们的经济总产值也不计外地人的贡献；
3，"中国总人口"，笔者依照了普查的统计的一个口径，没有算台湾人口，算了港澳人口。
4，对农民总人口的认定，采用的是江泽民的估计，以及大多数人的估计；从农村出于"计生"压力而出现大量瞒报人口的情况推定，中国农民的数量可能远多于"9亿"这个值。
《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