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朱熔基的民望，一方面来自他本身的从政风格--果断、廉洁、亲民、有能力和有责任感，另一方面来自他执掌经济大权十年来的政绩--抑止高通胀、实现软着陆、安渡亚洲金融危机、维持七上八下的高增长、坚决反腐败、精简机构和推动中国加入WTO。而实际上，朱熔基之所以赢得较高的民望，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畸形制度和民智未开的国情的产物。
一，垄断传媒的报喜不报忧的舆论导向帮忙。在大陆，百姓每天在新闻联播中看到的朱熔基，全部是个性凸出的正面形象，至于朱熔基形象的负面因素，统统在黑幕之后。在大陆媒体上，他主持下的中国经济，除了高增长和国力大增，就是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和中国国际地位超常加强，而且定语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而处于警戒线的金融黑洞化、财政赤字化、债务社会化、国企空壳化、腐败制度化、社会两极化、生态污染化、农村凋敝化、城市失业化、道德真空化……他为政风格的另一面--铁碗霸道、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权力狂妄、集权嗜好和经济观念陈旧（计划色彩极浓）……等等，只有一些小骂大帮忙的点缀性报道，百姓自然无法了解真相。
二，强人政治的集权时代结束之后，后集权时代的中共第三代普遍趋于平庸化，反衬出有点棱角的朱熔基不那么平庸，特别是与其他两巨头相比--江泽民的轻浮作秀和李鹏的僵化愚蠢--朱熔基就显得有个性、有智慧且务实负责。同时，中共权贵集团的腐败挥霍和官老爷作风的普遍化，也从反面凸出了朱熔基的勤政廉洁亲民。正是这样的对比，才使朱熔基给国内外留下了有能力有气魄的良好印象。即便在朱熔基任期结束、他上任时的承诺大都没有真正兑现的情况下，由于他那掷地有声的个性化语言，在中共高官中过于罕见，所以他那种指天发毒誓的绝决态度，至今仍然是百姓的美好记忆，并变成对他无奈地告别政坛时的一片惋惜之声。
三，独裁体制赋予了高官们以超常的权力，使之能够在没有民意的监督和制约之下，动用巨额国家财政来实现一党及其高官个人的政治偏好，而不必对政策的后果向百姓及民意代表负责。所以，朱熔基能够实施挥霍纳税人财富和透支国家未来的积极财政政策，能够毫无顾忌用歧视性的股市和老百姓的巨额存款挽救国企，能够力排众议地重新垄断粮食流通，能够罔顾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而大搞"锦上添花"的政绩工程，比如，他利用总理大权而花巨资在上海建造世界第一条磁悬浮。同时，他也可以大把地花纳税人的钱去贿赂百姓--去为政权稳定灭火、去访贫问苦、去做亲民秀--以购买自己的政绩和美誉。
四，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其民智也呈现出新旧混杂的局面，被陈旧的"救世主意识"浸泡多年的百姓，还缺乏自主的个人意识、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民众乃政府的"衣食父母"的主人意识，仍然无法摆脱期盼"青天"的政治偏好。近年来，帝王戏在大陆的风靡，正是期盼明君贤臣和等待自上而下恩赐的奴性的最好注脚："圣上英明"和"奴才该死"、"皇恩浩荡"和"谢主龙恩"的跪姿，充斥着荧屏，吸引着百姓。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诈取，一种全面的剥夺：先是在物质上诈取民脂民膏，然后再通过施舍在精神上诈取民众的感恩、依赖和驯顺，以保证本末倒置的官民关系之长存--被供养者变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养者却变成了被拯救的群盲。独裁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公权力"的私有化，无论是传统的"家天下"，还是现代的"党天下"，公权力皆由社会公器变成了特权者的牟利私具。"朱青天"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姿态所动用的财政开支，虽然全部自下而上地来自纳税人，却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权恩赐，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没有与义务对等的权利--质疑权、监督权和否决权。政权开恩，绝非为了社会公益，而是出于一党私利；官员的"青天"情怀，不是公仆服务于衣食父母，而是用衣食父母的税款服务于政权利益，至多是基于"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工具主义牧羊术。收买和腐败的基因，在官僚、大款和知识精英以及普通民众中的社会性循环复制，使贿赂和收买成为一种生存技术（政权生存和个人生存）和改革的路径依赖。
从这种制度大背景看朱熔基的政治生涯，他至多是这个没落制度的有意而无力的补天者，甚至就是又一个"成功"的牺牲品，其未来的历史地位，将远不如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失败"的牺牲者。引渡赖昌兴的僵局就更加意味深长：作为朱熔基式承诺的象征性事件，赖昌兴案所标志的，非但不是一诺千金的总理信用或政府信誉，反而标志着铁碗人物的无可奈何的失败。曾几何时，朱熔基为了显示反腐败的决心，发誓一定要将中国头号走私案的主犯赖昌兴引渡回国，让其接受审判，甚至不惜动用国家财政和许诺不杀。但，言犹在耳的承诺，到今天也已经黯然失色。朱熔基即将无奈地告别政坛，而赖昌兴仍然逍遥在大洋彼岸。朱熔基之败，非个人的品格和能力之累，而是独裁制度之罪。
(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