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城失去了历史的四合院，老北京人失去了他们的昨日故园...
墙壁上的字是在夜里被刷上的，这无异于一种死刑判决：灰色砖墙上的白色印迹，一个触目惊心的“拆”。
不久这里就会被贴上房地产公司的海报、各色搬家公司的广告、带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北京西城区的几十条胡同、上千座四合院正笼罩在被拆除的阴云里，1500个家庭必须迁移。
大片大片的历史古屋正在消失，它们见证过改朝换代中的元、明、清，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乱与动荡，甚至唐山大地震都没有让它们倒下。可是在政府的号令声中，文物变成了废墟。没有人再会记得，这里曾经是哪位王朝将相的故居。
在中国这座拥有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胡同一角的命运并不是特例。政府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扼杀老北京的灵魂－－而年代悠久的四合院里、王宫贵族的红漆门后曾是它的藏身之地。
美其名曰的“现代化”总是一次次地向历史文明开炮。五十年代后期，古城墙就是为了表现社会进步而被推倒。现在政府要铲平老城，为宽广笔直的街道、亮闪闪的办公楼房腾地方。
行政官员的目标是：最晚到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北京要成为“现代化的亚洲中心”，文化建筑只能到故宫、天坛之类的景点里找。因为他们在申请奥运时发过誓，要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新北京”。
为了实现这句誓言，20年前还存在的4000条传统胡同如今只剩了几百条。一位女教师的住房也将很快夷为平地，她对记者抱怨说，“他们只嫌拆得不够快，简直发了疯！”俗话说，“皇城根的胡同比羊身上的毛还多”。这显然已经名不副实。
北京的个性面孔被无情地整了容。消失的不仅仅是古建筑，还有传统的日常生活：不再有老人下棋的角落、鸟鸣枝头的后院、小贩叫卖的街头。
即使是受官方保护的文化古迹－－如紫禁城、颐和园，周遭也免不了推土机的横行。故宫以东数百米的南池子大街，就面临着大规模的重建命运。被颠覆的是尚可修复、曾经富丽堂皇、达官贵人的旧别墅，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混凝土、两层楼的、所谓“复古”式的新楼房－－建筑史上的悲剧。
建筑师马旭初对记者说，“今天只有在紫禁城才能感受到：我们是生活在中国的首都。”文化历史学者黄文华补充道：“北京正在文化自杀。”
拆迁改建的结果是强制性的搬迁。成千上万的居民必须在短期内找到新的住处。由于胡同里的生活方式通常比较原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要方便得去公共厕所，所以乐意搬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情愿离开生生世世熟悉的环境。他们将失去自己的邻居、朋友、甚至生计。因为有人就靠附近的小店或者餐馆为生。
在宣传攻势、奖金鼓励之下，许多老北京人走上了迁移之途。对于茶园胡同的搬迁户来说，政府支付每平米8800元（965欧元）的补偿费。如果他们没有可以投靠的亲戚，而不得不迁居到昂贵的新小区，补偿费可增加105000元（11500欧元）。另外，如果搬迁迅速，还有3165欧元的奖励金。一位居民说，他总共得到了32300欧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补偿费都象茶园胡同的这样高。很多被强迫拆迁的居民抱怨说，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在限定的期限内找到新住处。一个住户说，“政府在欺诈人民。”据他的观察，推土机只会在党政军高级干部的门口停下。他气愤地说，“我们的待遇完全不一样。”
尽管北京人怨声载道，怒气冲天，法院却极少受理此类投诉案件。一些学者、艺术家、建筑士联合起来，制止这些野蛮行径的蔓延。自家住在老四合院里的黄教授呼吁说，“我们至少要保护好东城区最后的一些胡同。”
学术界的积极分子，其中也有人大代表，也试图说服政府改变做法。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著名的清华大学里举办研讨会，最近还向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北京不能再被破坏下去了！”
官方对拆迁的解释是：老房子的修缮过于昂贵。可是这种理由不能说服人。记者刘勋敦说：“大多数的居民很愿意自己拿钱，投资于旧宅院的修缮改建工作。给旧房装上自来水和现代厕所并不困难。”
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并不太有停止的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忍受政府的无视民意。一位激进分子描述说，这是贪官污吏和房地产商人共同在坑蒙百姓，“权力和金钱勾结在一起。”房地产开发公司里不乏政府官员的亲戚或朋友坐镇，他们共同从国家的拆迁项目中分享巨额利润。
另外，一些部门或区政府也渔翁得利。他们由于掌握着地皮所有权而可以向开发商卖个好价钱。有明眼人指出：“拆得越多，建得越多，他们赚得也越多。”
老城区的北京人惶惶不可终日。也许有一天，他们的老房子上也会被刷上白色字迹，他们也逃不掉搬迁的命运。一位老人苦涩地说：“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战争中没能毁掉的东西，共产党解决了：他们毁了北京。”
德国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