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是奥斯卡唯一亮点


一双修长、优雅的艺术家的手,在键盘上潇洒地起伏、流动,肖邦那令人沉醉的小夜曲,随着电波,穿过凝重的波兰上空,抚慰着那些被迫在眉睫的战争而绷紧的心。纳粹德国的飞机、大炮声越来越近,艺术家的手在倔强地飞舞着,音乐在试图压倒隆隆的炮火声……但它终于被一颗炸弹淹没、窒息了。

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y)用艺术的美丽揭开了纳粹血腥屠杀的序幕。这部描写二战时一位波兰犹太艺术家幸存经历的电影《钢琴家》(The Pianist),风靡了欧洲,震憾了美国。它被法国、英国电影协会都评为“年度最佳影片”,并获坎城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23日又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剧本改编等三个重要奖项。《芝加哥论坛报》评价它是“一部史诗般的杰作!”《洛杉矶时报》赞誉说,“《钢琴家》达到了伟大的程度!”

《钢琴家》并不是虚构作品,它是根据波兰钢琴家斯兹皮尔曼(Wladyslaw Szpilman)的纪实回忆录改编,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是个真实的故事。

斯兹皮尔曼的父亲是小提琴家,姐姐是律师,哥哥是喜欢文学的英语教师,母亲是家庭主妇,他是波兰国家电台音乐部首席钢琴家,在战前的华沙已相当有名气。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知识份子家庭。他们也像无数的波兰人一样,不相信德国人会真的入侵,就像911事件之前,美国人绝不相信有人会用民航飞机撞毁两座世贸大厦一样,人类的天真是永恒的。

在德国军队已攻占了华沙之后,斯兹皮尔曼全家还在争论,到底把家里那点现金藏到哪里,姐姐说应藏到花盆里,父亲要把钱塞进提琴盒,那位酷爱文学、喜欢幻想的哥哥则坚持放在大厅餐桌上,覆盖一张报纸,理由是最显然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但他们绝没有想到的是,纳粹占领波兰后,迅速要求所有犹太人戴上标志,把50万犹太人赶到只能住20万人的隔离区(ghetto);不仅他们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而且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开始了。

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改编奖的电影,真实地再现了斯兹皮尔曼书中记载的那些他亲眼目睹的人间惨剧:在隔离区中,家家户户都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刻会被枪杀。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突然纳粹的警车来了,手持冲锋枪的盖世太保冲上了隔街的楼房,他们全家挤在窗户前,惊恐地看到,对面一家犹太人也在晚餐,纳粹军官喝令他们站起来,其中一位做轮椅的老人由于病体和惊恐,怎么也站不起来,于是他被连人带椅一起从窗户扔了出去。老人和轮椅在半空中才分开,然后摔落在石头街道上。被带到楼外的十几个犹太人,被喝令沿着警车的光束奔跑,在半途中,突然全部被射杀……

如此疯狂的屠杀每天都在进行,据《钢琴家》原书,一个瘦弱的犹太孩子,正在大街上走着,忽然□到了盖世太保,他由于恐惧和紧张忘记了按规矩给这几个德国兵脱帽致礼,立刻被一枪打死。不仅如此,人们还被饥饿和疾病吞噬着。,在1941到1942年的那个冬天,在隔离区里仅是死于伤寒病者,每月就达5000人。

斯兹皮尔曼全家在隔离区近三年之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被集中到火车站;没有谁知道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虽然毒气室的说法已有流传,但人们仍不相信。钢琴家的哥哥居然还在看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在烈日暴晒和惊恐等待中,一个想乘机发财的孩子竟兜售糖果,斯兹皮尔曼的父亲凑了全家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块糖果,把它切成六份,每人一块,这成了全家“最后的晚餐”。

铁罐车终于来了,在纳粹枪托的殴打下,拥挤的人群被塞进了运载牲畜的车箱。在上火车的一瞬间,一个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警察突然把斯兹皮尔曼从人群拉出来。斯兹皮尔曼挣扎着要回父母兄妹身边,他高喊着:“爸爸……”但那个警察实在是怜惜这位全波兰知名的艺术家,死死地按住他,喝令他快点逃离,保住自己的命。斯兹皮尔曼在书中写道:“父亲向我走了几步,犹豫一下,站住了。他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试图微笑一下,但是无奈地、痛苦地举起了手,向我挥动着告别,犹如我要走向生命,而他则在坟墓边向我致意。”父亲和全家就这样永远地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失去家人之后,钢琴家被强迫在隔离区做苦工,那双弹钢琴的纤细的手,要去挖土、砌墙,做杂役。有时在结束劳役收工的路上,看押他们的纳粹士兵随意从队伍里拉出几个人,然后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把头颅打开花。惊恐的犹太人还在大街上被强迫跳舞、唱歌,供纳粹娱乐。他们让拄着拐杖的瘸子跳,让最胖的和最瘦的、最高和最矮的、老人和孩子配对。他们在拼命地跳,因为只要倒下,就会被欣赏这种恶作剧的德国兵打死。

当50万隔离区里的犹太人被一批批拉去奥斯维辛,最后只剩6万人时,斯兹皮尔曼被波兰地下音乐家反抗组织营救了出来,躲藏到一个公寓里。这个空荡的房间里竟有一架钢琴,已在隔离区里渡过三年,第一次见到乐器的钢琴家欣喜若狂,但他不敢弹奏,怕有人发现他藏在这里。坐在钢琴前,他遏住自己的欲望,只是默忆乐谱,做模拟演奏,让起伏的双手,在键盘上空挥出无声的音符,飞翔在想像的自由世界……

在做苦工的时刻,在废墟搜寻食物的日子里,钢琴家从没忘记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双手。正是这种有一天还要弹琴、还要回到音乐世界的信念,使他坚强地活下去。在朋友无法送来食物的日子里,他曾靠一条面包,维持了整整10天的生命。后来他躲到残墙断瓦、四处浓烟、几近空城的一个楼区。从残存的碗柜中,他寻找任何可充饥的东西,曾靠用过的浴池水,维系生命。在那个被毁灭的楼区中,他是唯一的像鬼魂一样存在的生命。

在经历过无数次险情,全都奇迹般地躲过灭顶之灾,终于熬到苏联红军进攻波兰的1944年底时,有一天,钢琴家正在全神贯注地试图打开一个发现的罐头,忽然听到声响,一转身,一个德国军官站在面前。他顿时觉得一切全完了。在追问下,他承认是犹太人,是个钢琴家。这个德国军官把他带到一个有钢琴的半倒塌公寓里,让他弹一段。他用那双被战争摧残得已僵硬的手,再次流畅地奏出肖邦的小夜曲。令他惊讶的是,那个德国军官既没枪毙他,也没有带走他,反而帮他在废墟般的一个阁楼中找到更安全的藏身处,并几次给他送来食物。当苏联红军逼近华沙,那位德国军官最后一次来看他时,不仅给他带来食物、报纸,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留给他御寒,因那时华沙已进入严寒。斯兹皮尔曼不知怎样感激这位德国军官,只有告诉了自己名字和在波兰电台工作的信息,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回报。

最初从电影中看到这个情节,以为是导演改编时增加了一个人性闪光的结尾,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虚构的那个警察最后人性复归一样;这是艺术家对人类的一种希冀和理想。但随后读了《钢琴家》的原着才得知,这不仅完全不是艺术虚构,而且原书比电影描述的更加详细、感人:当钢琴家几乎无法相信这个军官的善意,问他是不是德国人时,他回答说,“是。我为发生的这一切感到耻辱。”然后他们握手告别。后来他每一次送食品来的时候都鼓励钢琴家“要坚持住”。在最后一次,钢琴家问他:“我在这里能躲过(苏联红军来后)街上的战火吗?”德国军官回答道:“如果你和我都熬过了这地狱般的五年,那就是上帝的意愿让我们活下去。”他不仅带来了很多食品,留下军大衣,还带来一条鸭绒被。

这位德国军官不仅救过这位钢琴家,还救过其他犹太人。他后来被苏联红军俘获,关进苏联集中营。他在被关押时给妻子写过信,提到几位他救过的犹太人名字,其中就有斯兹皮尔曼。但由于德国军官被关在苏联,虽然钢琴家找到波兰政府最高官员,恳求帮助寻找这位德国军官,但波兰当局说他们无法干预被关到苏联的德国人。

这真是一个荒诞的人间惨剧:在经历了将近六年、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后,最后由于这位德国军官的帮助,钢琴家得到幸存。但这位德国军官却在被关进集中营六年多后,由于帮助了犹太人而被折磨致死。因为他说救过犹太人,激怒了苏联人,认为他撒弥天大谎,反而把他摧残死了。

在这之后,钢琴家才和德国军官的妻子联系上。在新版的《钢琴家》一书中,列了几页这位德国军官在战争期间寄给妻子的战时日记。如果说电影“钢琴家”是近几年来我看到的最好电影之一的话,《钢琴家》一书同样是近年来我读到的最令人感动的书之一,而这本书中最让人震憾的是这个德国军官的日记,他当年的思考简直超过许多今天的所谓知识人。他不仅反对纳粹,同时早就对发生在苏联的红色暴政有清晰的认识。我在这里仅摘录几个片断:

“这里正进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法国的断头台,苏联红军的秘密警察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是一个政权教给那些本来不会伤害别人的平民这样去做的。我们所有人都在犯罪……我们不能被饶恕。谎言是所有邪恶之最。所有恶行都由谎言开始。我们一直被灌输谎言。公众一直被欺骗,没有一张报纸不说谎……工人们都跟着纳粹走了,教会沉默不语,中产阶级吓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识份子同样。在过去十年来,任何个人都无法自由表达任何意愿。对那些谎言制造者必须以武力制服。”

这位真实的德国人的故事,更使我坚信,人绝不是以种族分类,无论在哪个种族中都有人性的美丽和人性的邪恶。斯兹皮尔曼的这部纪实作品早在1945年战争一结束就写出了,并在次年出版,但书很快被波兰当局查禁。因为他的书不仅写了纳粹的残忍,同样描写了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做纳粹帮凶的残暴;还有那些向纳粹出卖犹太人的波兰败类。同时也抨击了犹太人本身:那些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在穿上警服、戴上警帽、拿起警棍的那一瞬间,他们的天性立刻变了,马上焕发出盖世太保精神。”这样的内容当然不被共产党的波兰当局容忍。

斯兹皮尔曼的书直到三年前才被重新发现。1999年底被译成英文后,立即成为畅销书,进入伦敦自传作品前五名,登上《洛杉矶时报》畅销榜,并获“全球犹太人文学奖”。也是浩劫幸存者的犹太导演波兰斯基去年把它搬上银幕之后,《钢琴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洛杉矶时报》书评家富兰克(Michael Frank)说,“它是传记文学的伟大贡献,是永恒的历史和人类价值的记录。”《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斯兹皮尔曼的回忆录是一个清晰的声音,升起在这种声音消失的世界。我们幸运地有他这位见证人。”影评家说,“音乐是他的激情,而幸存成了他的杰作。”

虽然《钢琴家》今年没有获得最佳影片奖,但我丝毫不怀疑,它会像《辛德勒的名单》、《生命是美丽的》一样,被列入世界经典影片的行列。

影片开始时,是1939年9月纳粹进攻华沙,斯兹皮尔曼弹奏的肖邦小夜曲成为波兰电台播出的最后一支乐曲。影片结尾时,是1945年波兰获得自由后,波兰电台播出幸存的斯兹皮尔曼弹奏的6年前被迫中断的同一支乐曲(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双被砖头磨出老茧的手,那双扒开冒烟残墙的手,那双被严寒冻僵的手,那双捧起漂着死蚊虫的水送向嘴边的手,那双从德国军官手里接过面包果酱的手,再次奏起肖邦那轻柔、美丽的小夜曲──它是音符取代子弹,文明战胜邪恶的宣言……


作者注:

中国大陆把“The Pianist”译为“钢琴师”并不确切,无论意译还是直译,都应译为“钢琴家”;正如不能把小提琴家译成小提琴师一样(“师”好像有修理钢琴的意思)。而台湾把它译为“战地琴人”则更荒唐离谱,“琴人”好像是生造名词,而“战地”两字完全是强加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而且以战地记者等习惯说法,“战地”两字给人以随军作战、报道的印象,而实际上这位钢琴家和军队毫无关系,只是浩劫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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