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目的，原来就是要藉抗战以求生存，以求扩大实力，以至做到水到渠成，能够代国民党而起，以掌握中国的政权。他们的出发点及其最后的企图既是如此，因此在八年的抗战期间，虽然在表面上好象是要做到对外一致，但精神上却终于没有融洽无间的可能，而且曾不断的发生过若干或大或小的磨擦。在抗战中，国共两党即正式破裂，这无异给予敌人一个更好的机会；在胜利后，国共无法协调，也必然召致国家分裂而且有使苏俄坐收渔人之利的可能；这个形势是当时一部分留心中国政情的人所看得非常明了的。为了要避免这样一个不祥的趋势，于是有不少的中外人士，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奔走调停于国共之间，其目的无非想为战后的中国，求得一个小康之局，以消弭世界的隐患。可是这一切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尤其以马歇尔特使于三十四年十二月来到中国，专为此事在中国滞留一年以上，迄三十六年一月返美而一无成就，所受的刺激为最大，而影响于此后美国对华政策者也最深。
为了对日受降的问题，国共间所发生的争执，已几于无法妥协，可是三十四年的八月底，毛泽东居然接受了蒋先生的电邀而有重庆之行，却曾给予人们一度新的希望。当其迎毛的飞机已在重庆出发以后，我接到雷儆寰（震）一个电话：
“怎幺样？你的提议已实行了啊？”
“什幺提议？”
“就是约毛泽东到重庆来当面谈谈，你看到底来不来？”
“什幺人去接他的？”
“赫尔利大使和张治中。”
“他对我说是可以来的，既加上美国的保护，我想更无不来之理吧！”
当毛泽东抵达重庆的这一天（我记得是八月二十八日），我和其它的五位参政员，因为在延安受过他热烈的欢迎，也赶到机场去接他，这一天，他穿了一身新衣，连帽子也是新的，下机以后，分别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国民党的要人们，除邵力子外，似乎没有其它可注意的人到场，我已感到空气并不怎样良好；而且觉得国民党要在这些不重要的地方表示优越感，也大可不必。
毛初到重庆的一星期，我除参加过两度公式的宴会以外，完全不知道国共直接交涉的内容是什幺，大概到了第八天或第九天，邵力子乃把中共所提的要求种种，全盘告诉了我们的朋友周谦冲，我们才知道中共的具体条件是保留四十八师军队，要取得五省主席，四省副主席，四个副市长，再加上一个北平绥靖主任。而国民党一方面的方针却是“中枢可让，地方不让，政治可让，军事不让。”我知道两方面的距离大远，决不能有所成就，因此在去延安的六参政员请毛周吃饭的那一晚，我便向周恩来说明，要他劝毛早回延安，久留也决无结果，而且难保不夜长梦多。可是毛在重庆依然留了四十几天，一直到十月十一日才回到延安去。
这次国共会谈的结果，依然发表了一个“会谈纪录”，此即后来“政治协商会议”之所由来。我因为觉得毛直接来谈且谈不好，再协商也无多大意义，因此对“政协”谢绝参加，到了三十五年的一月，我便携带家小回到上海去了。我之所以急于要回上海，主要的原因是为青年党筹备复员，在京沪一带不能不事先有一番布置，经我和周谦冲刘东岩三人在上海南京一带奔走接洽半年的结果，总算找好了十来处房子，创办了一个“中华时报”，一个“人文研究所”，抗战以后的青年党还能略具规模，与这一幕是有相当关系的。其时青年党的中央党部还留在重庆。关于出席政协会议，参加第四届第二次参政会，以及决定参加政府的人选种种，我大抵都没有直接与闻，连把我摆在政府里面参加一名部长，也是由党的中央决定的。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终于无法妥协，最后一定要以兵戎相见，打一个你死我活，这在我看来，几乎是命定的，听凭你如何热心团结、统一，如何苦口婆心调停奔走于两者之间，如何以公平合理的态度去争取两方的互让，其结果总是徒劳无益。这样一个趋势，我在抗战一开始，即早已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有一次，我和梁漱溟还有其它的几位，在重庆一个朋友的家里谈天，漱溟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强调他平日一贯如何如何求得和平统一的种种说法，我实在有些忍耐不住，记得我当时曾说过：‘希望国共两党坐在一张桌子上来共同处理国家的政治，这实在是我所不能想象的事！我们越是怕内战，内战便越是不能避免也不一定，我们要争取战后的和平统一，似乎应该别求所以自立之道，单从“怕内战”这一点出发，是不会有什幺用处的。’漱溟这个人很认真，在他的立场上，也确实有一种诚意，因此他极不以我的话为然，甚至于他误会了我的话，以为所谓不怕内战，即无异于提倡内战。其实我的看法从理论上说来似乎很简单，从事实上说来却不是不正确：第一，国共两党间积怨太深，到底无法消释；第二，两方面对政权都有一种独占心理，有国无共，有共无国，彼此所见是没有区别的；第三，双方都迷信武力万能，而各有其优越感，但国民党发挥优越感是阳性的，共产党发挥优越感是阴性的，因此共产党更容易博得一般浅薄者的同情，而国民党更容易上共产党的当；第四，共产党是一个国际性的党，不能不受国际共产集团的拘束，演变到某一阶段，它便只能以共集团的利害为利害，决不能以国家民族的利害为利害，如此而希望国共合作到底，岂非笑话？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以我的理想，最好是除国共以外，能更有一个象样子的大党产生，俾于国共两党之间，能发生一种制衡作用，对于防止该两党之各走极端，未尝不可以有相当作用。当时的青年党与民社党之不足以胜此重任，是我所知道的，因此乃不能不寄其希望于‘民主同盟’。国民党对‘民盟’的态度是始而怀疑，继而冷淡；中共则表面加以敷衍，而内心则希望其逐渐演变，完全成为他们的一种工具；其不愿意真正有一个制衡力量可以左右于二者之间，可以说国共两方是大体一致。不久因为救国会的分子逐渐加进了民盟，伪装的中共分子混进来的也有少数，其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强，青民两党便当然只好退出。后来张表方梁漱溟章伯钧张东荪等虽依然想以第三者自居，但精神上已经不是那末一回事了。
运用‘民盟’以防止国共之各走极端，这一幕我算是失败了，但在抗战未结束以前，总还要保持一个表面的一致，不要即刻闹出笑话，我却依然随时随地加以注意。例如：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联合国第一次大会决定在旧金山开会，事前由美、英、中、苏四国，向四十六个会员国家发出请柬。关于外交活动，国民党非万不得已，自来是不乐意有党外的人参加的，但这一次却相当的难处：因为抗战是各党各派一致执行的，现在胜利已快要接近，中国在国际上已取得了一个四强之一的崇高地位，忽然说把各党各派一律抛开，不论对内对外，总有点讲不过去，因此乃有青民两党和中共各派代表一人的传说。不久，我们果然得到政府的通知，即决定以李璜当代表，谢澄平任秘书。其时张君劢原已在美国，大概在三月底，我接了他一个电报，说他已得了政府的通知，请他担任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之一。可是中共方面究竟如何，却没有看见下文。有一天，熊天翼（式辉，其时他任设计局局长）为这件事约我去谈，我才知道政府对于派中共代表出席一点，还没有作最后决定，其时已是四月初，隔代表出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据熊对我说，政府方面总觉得中共的代表出去以后，一定要向国际作种种歪曲事实的宣传，对政府实在不利。我说：‘不错，他们要宣传是一定的，可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要他们去了，他们宣传的作用小，不要他们去，他们宣传的作用大，而且在这个胜利快要接近的时候，因为这样一个问题，把我们内部不能统一的情形，提前向世界公告，实在太不值得。’熊听了我的话，仍然表示犹豫。我觉得我的话已经说完，便拿者帽子告辞，站着对他说：“假定政府一定不许中共的代表出席，请将我们所提的李璜撤销，同时我准备把这次的经过电告君劢，请他自决！”熊看见我表示得这样决绝，又拉着我再谈，我便把我的理由，重复申述了一遍，不到两天，以董必武为中共代表的明令，才随同其他各代表作一次发表了。这件事，我只是斟酌当时的情势，本着团结抗日一贯的立场，觉得应该如此做，便如此做了，原没有丝毫要见好于中共的意思，可是不到两天，在某处有一次集会，王若飞却把这件事提出，特别恭维了我一番，我听了反而好笑。中共的代表是有了，但他们觉得与青民两党同样只有一名，不足以示优异，还要继续争取名额，一直到四月六日，即临走的前一晚十二点以后，王若飞还拉着沉钧儒到我所住的信义街三十九号来，一定要我陪同他们去找李璜，想把李拉住不放，以便和他们一道以去就力争，我知道这是中共又在发挥他们这种得步进步的劣根性，更难保不是‘民盟’也想参加一份，我内心实在厌恶已极，只好断然加以拒绝。四月七日，宋子文以首席代表的资格，偕代表团由重庆飞美，董必武毕竟没有同去，听说后来还是多争了一名秘书一名医生才坐下一班的飞机走的。
上面已提到我之拒绝参加政协，便是因为我已知道和中共交涉断然无望，内战终于无可避免。可是等到三十五年的十月，其时马歇尔的调停工作已完全失败。（他是三十六年一月八日回国的）国民大会的召开已无法久延，而国共的武力冲突已如箭在弦上，于是第三方面的人士，包括青年党，民社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又在上海有所集议，我的基本观念虽然没有改变，但这一幕我却是参加了的。其时梁漱溟任‘民盟’的秘书长，他对这一幕的最后努力，更异常热心，而且他也似乎觉得他的地位非常重要，其实漱溟的头脑长于分析而短于综合，他于一件件孤立的事实看得很仔细，而对于一个大体的趋势却看不明白。当时的大势是：一、国共终无妥协的可能；二、中共根本不要民主；三、中共根本讨厌如国民大会的这样一个组织；四、即令中共勉强参加了国大，参加了政府，国共的武力冲突也还是迟早要爆发；五、其时的‘民盟’除极少数人还想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以外，大体上却早已偏向中共，丧失了第三者的资格，这些都是漱溟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我的看法如此，但何以我对这一幕又终于参加了呢？老实说：我并不相信国大召开宪法公布就可实现民主，但我相信要使民主有逐渐进步的可能，必须把党治从法律上与事实上告一结束；初步实行民主，其幼稚也许比专制还要可怕，还要更没有效率，但我们无法避免这样一个阶段；依照当时的情势，也许第一步的所谓民主，根本便是假的，但只要大家知道对假民主有所指摘，便不怕真民主不会降临。照中共当时所提出的一切一切，包括毛泽东在重庆的要求，三人小组之所规定，以及政协的五项结果，实际无非是为中共夺取整个政权预留地步，所争的只是武装冲突爆发的迟早，绝对无法得着一个永久和平。我深深的感到，与其让中共永远是这样纠缠不清，还不如操刀一割，让中共代表撤回延安，未来军事冲突的结果如何，自然是不可知，但政治的做法却确实已经到了水尽山穷，不能不冒龋责行竺着．
要叙述三十五年十月最后调停的这一幕，有几个日子我们必须特别提出。
第一、政府规定国大召集的日期为十一月十二日，中共认为这是由国民党片面决定的，曾提过书面的抗议。
第二、其时在关外并没有停止用兵，政府且于十月十一日攻下了中共所占据的张家口。
第三、第三方面的人到达南京，是十月二十一日，蒋先生除当我们到达的时候见过一面以外，便于同日飞往台湾去了。政府军且于二十五日攻下了安东。
政府要想把国大开成，但各党派的名单并未提出，假定各党派都不来，而由国民党一党唱独脚戏，在政治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中共对国大是断然不参加的，但它如果不多争取同路者，它也将完全陷于孤立；就基于这两方面都有争取第三者的必要，因此所谓第三方面才取得了作最后一次调停的资格。
在我们未到南京以前，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三位，原在上海做过许多的工夫，我们谈话的地点，一处是海格路吴铁城的住宅，一处是马斯南路周恩来的办事处。经过种种的说法，好容易才决定于二十一日约同周恩来同去南京。
我们在南京集合的地点是交通银行，与中共接洽在梅园新村，与政府接洽则在孙科的住宅。我们经过多度的商讨，决定了三条解决的办法，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一、双方各就现地即日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及恢复交通，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照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我们为什幺要这样决定，如果要就已住交涉经过及当时事实加以充分说明，便非再耗费三五千字不可，只好省略。据我看，就是这样三条，已经不是中共所能接受，即令当时不即刻破裂，等到在三人小组讨论驻地分配问题，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地方政权问题，或政协综合小组讨论政府改组和国大问题的时候，他们要我一个破裂的口实，那是太容易也没有了。梁漱溟觉得在东北关于军队驻地的分配以及地方政权的解决，更容易引起争论，与其把这个责任让给三人小组和国府委员会去负，反不如把前面三条办法改得更具体一点的好。大家觉得他的话也对，又以为莫德惠是东北人，对东北情形特别熟习，黄炎培平日对这类技术问题他颇能考虑，因此便推定莫梁黄三位先加以研究，再提交大家来解决。他们三位商量的结果，得了两点具体的意见：一、指定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处为中共驻军地点；二、沿东北铁路四十一县，当时有二十县在中共手里，请他们和平交出，由政府派县长随带警察前往接收。大家无异议的赞成把这两点归并到前举的三条办法以内，由大家一致签名，煞后缮清三份，以一份交政府，一份交中共，一份交马歇尔特使，他们两方面能接受自然很好，不能接受，也只好听便，我们决不再管了。当这个文件签好了名还未送出以前，沉钧儒张申府等忽然又要求把他们的名字涂去，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把办法的内容事前通知了中共，中共不赞成，而且他们受了中共的责备，因此才闹出这样一幕出尔反尔的丑剧。可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少数人退出变更我们的进行程序，这三份缮清的文件，依然推人分别照送。
中共这一份，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位送去的。周恩来本来早已知道了这三条办法的内容，因此他事前便已编好了一幕戏，准备演给他们这三位老实人看。当梁漱溟拿着这份文件在手里向周解释到第二条的时候，周即以手阻梁，大哭大闹的对他们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幺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完全像在舞台上背诵念熟了的台辞。）这样一来，弄得他们三位手足无措，于是由莫李提议，把这三份文件一律收回，而且即刻由莫季黄罗四位，〈黄炎培罗隆基最初原不在场，因为周表演了这一幕才临时找来圆场的。）分别向孙科和马歇尔处将另外两份取到，交周过目，声明作废，于是周才收泪息怒，一幕滑稽戏也才算是闭幕了。据说周青年时在南开中学演话剧的时候，他原是扮旦角的，这若干年来，他随时随地都能保持一种戏剧性的作风，做工确实不坏，扮相也不太差，所可惜者，整个的国家，便在他们这种儿戏的方式下毁灭无余，周也不能不算是应负责任的一人啊！
自经过了这一幕以后，我便决定使青年党参加国大，名单也随即送出，因为我们既根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便只剩下这一条路可走，走得通固然要走，走不通也还是不能不走的。国大开会以后，马歇尔是三十六年一月回国的，中共却延到三月八日才正式撤退，从此以后，国共关系便完全进入一种战争状态，截至今天为止，究竟最后的胜败谁属，依然还是一个未定的问题，大概只好随着整个国际问题的解决以永得最后的结论了。
录自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１９５０年，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浴火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