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开头难”，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提笔写未来的东西，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又是长期生活一个在缺乏民主自由的国度里，写《民主论》岂不更成了一件难事了吗？然而，不知为什么，那曾经数次被搁浅了的思绪却始终萦绕在我的眼前，这大概是出于一种历史责任的心态吧。
中国没有民主，中共党内也没有什么民主，中国的老百姓要民主，但不知道什么是民主，更不知道民主制度究竟是个啥模样。为什么？因为中共从来也没有向百姓灌输过民主，更甭提什么自由、人权了，所灌输的只是一些带有“专政”性质的法制条文。作为一名民主爱国人士，怎么能眼看着中国百姓对民主制度的概念一无所知呢？怎么能容忍偌大个中国长期处于平民百姓不懂民主的状态之中呢？怎么能让世界民主潮流在中国错过撞遇的机会呢？
中国，是一个以汉文化为主的多民族大国。本来中华民族封建帝制的传统意识就很强，在加上中共五十年来因势利导的宣传教育，中国百姓已经习惯了“传代式”的帝位转换方式。什么第一代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第二代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传到第三代江泽民，目前还不清楚要定个什么名号。至于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属于哪一代，到现在也没人给个说法，这也就成了中共在传位过程中的难解之谜了。瞧瞧！这哪有一点儿中国民主制度的味道？当今世界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了，难怪还有人称中国人是愚民。在中国，这是中共五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国家大事”，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在“愚民政策”制度的严控下非出愚民不可。
民主，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导潮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民主”一词，现代的中国人并不陌生，整个中国大陆几乎天天都在高喊“民主与法制”。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国人就一直追求民主。但是，到了现在也没有搞清“民主”一词的内涵是什么，“民主制度”又是什么，原因何在？
老百姓，是组成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国家是由这些个社会成员所组成。其中，中国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处于社会底层，按中国人的习惯称呼就是“老百姓”。可以说，没有中国老百姓，就没有中国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什么新、旧中国之分了。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来说，最需要的就是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是代表民众意愿的。有人说，中国国情不同，老百姓还没有民主意识，所以中国暂时还不能推行民主制度。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提出质疑：在旧中国就主张建立民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怎么中国政权到了自己手里就让民主制度缓行了呢？究竟是不想推行民主制度，还是怕民意基础不牢失去手中的权力呢？
权利，每个国家的公民都有他所应有的那份权力。公民的权利虽然可以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但是最能体现公民权利的，不仅仅是什么生存权的问题，而是参与权与知情权的问题。民主制度是保证公民参与权与知情权得以实现最为有效的一种制度。至于生存权是国家政府对本国公民的基本保障，而不能作为阻止公民行使包括参与权与知情权在内的其他公民权利的挡箭牌。
在写《中国民主论》之前，作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人士，接触了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已到了非实现民主不可的程度了。不过，当笔者问及如何才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化，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度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又嘎然言止。于是，笔者便萌生了写《中国民主论》的念头，意在向国人灌输一点未来中国民主方面的东西。
尽管还没有动笔写《中国民主论》，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却遭受到“恐怖分子”或其它什么反民主组织的严重袭击，尽管中国现政权对民主异议人士存有敌意，许多仁人志士试图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还困难重重，尽管深知自己对民主国家制度的了解有限，对有关民主方面的论说也知之甚少，但是，笔者对实现全世界民主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对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追求仍将永不停息，对民主中国的企盼就象那奔流的黄河一样，不到大海将永不停息。正是这种为了中国民主而忘我抗争的动因，才时刻激励著作者把《中国民主论》坚持写了下去......(2002年1月)
第一章 中国人的造反精神与民主意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人的造反精神远远大于民主意识。自从秦始皇创立中国第一皇帝以来，老百姓就开始把当朝“天子”的“金口玉言”视为珍宝。尽管皇宫中的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但平民百姓认为那时“上天”恩赐给皇上的福分，“九五之尊”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而老百姓则是天生的“贱命”。在信息传递缓慢、经济文化落后的古代中国，整个社会体系从上到下全靠“皇权”来运作，每个官吏不论几品都必须无条件地遵从“圣旨”，对与错全凭“天命”。在宫廷御用文人的授意下，中国的老百姓将历朝历代的皇帝统称为“真龙天子”，而把那些敢于向腐朽没落“皇权”挑战的起义领袖称作“盗贼刁民”。因此，那些试图揭杆而起的庶民，为了防止背上“犯上作乱”或“大逆不道”的罪名，也都打出“真命天子”下凡的招牌，大胆制造“惊世”舆论，其目的是唤醒民众起来反抗当朝皇帝的残暴统治。由于受长期封建制度的约束和影响，中国人已经养成了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习惯，所以总是欠缺对民主的认知能力，以至于民主意识在中国被迫流产。
一、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人的反抗精神占了主流
在中国封建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受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百姓要想摆脱大小官吏的压榨几乎是办不到的，哪还谈得上什么民主意识？但是，平民百姓的反抗压迫意识却从未间断过，正所谓“奴隶代代求解放，战火连年起四方，只因为行动渺茫无方向，多少个英雄饮恨亡。”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百姓一直企图“翻身做主人”，不惜牺牲自身的生命来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数百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旋涡中，起义领袖们却始终贯穿着一个“皇帝梦”的主线，从而形成了一个从开明的“开国皇帝”登基到昏庸的“末代皇帝”下台的“死循环”更迭规律。这种长期反复的封建“死循环”结果，实际上就是中国人不断摧残民主意志的循环过程。
帝王将相统治着中国长达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其他国家实属罕见。当一个又一个新“马上皇帝”登基后，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对新王朝充满过希望，试图分享“改朝换代”后的喜悦。遗憾的是，随着一代代王朝的衰败，人们的希望与企盼最终都变成了泡影。正是：秦汉一统民受苦，三国两晋血成河。南朝北朝争高下，隋唐盛世有悲歌。宋攘辽金连烽火，元明外内蒙汉和。满清政府最腐败，联军入京泪水多。中华民国无宁日，共产党国又如何？
历史事实证明，封建专制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死敌，民主制度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克星。从满清政府到现在的中共政府，统治者们一直在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其根源就是害怕在中国建立起真正民主制度。在统治者百般封锁民主信息的环境下，中国人很难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这样势必会造成以反抗精神取代民主意识的结果。中国人的造反精神本来就很强烈，再加上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的挑拨，老百姓肯定会萌生推翻政府的念头。在民主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只有被迫走上“官逼民反”的狭路了！
二、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残暴，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民众起义
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都企图让自己的王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却不以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善于推行暴政的专制统治者们，尽管利用控制国家机器的便利条件疯狂镇压广大民众，但结果还是难以维持稳定局面，其残暴行为反而加速了灭亡的进程。
西周末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众起义
在中国尚未进入封建社会的西周期间，周厉王姬胡是个贪财爱利的暴君，以巧立“专利”名目的手段盘剥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老百姓面对周厉王的贪婪行为，都纷纷咒骂他。于是，周厉王就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监视老百姓的言论，发现有人评论“专利”、辱骂国王的，就赶紧抓来杀头。如此一来，公开评论国事和咒骂厉王的不同声音倒是少了，可老百姓用眼神或面目表情来代替声音，以表达共同的仇恨。周厉王却以为自己残暴统治产生了效果，他沾沾自喜地说：“你看！我有办法制止老百姓的诽谤，现在他们都不敢说话了。”有个叫召公的贵族却对厉王说：“你这是用堵洪水的办法来堵老百姓的嘴。壅塞的洪水一旦冲决堤岸，就会淹死更多的人。堵住老百姓的嘴，如同堵壅塞洪水一样，能过多少平安日子呢？”厉王非但不听劝告，反而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行残暴统治。过了三年，终于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国人暴动。成千上万的奴隶和平民联合起来，象潮水般愤怒地冲向王宫，去袭击厉王。吓得厉王偷偷溜出王宫，远遁后才保全了性命。十四年后，周厉王死于彘地（今山西省霍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众大起义。
秦朝末期：大泽乡陈胜、吴广起义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们顶礼膜拜的偶像，也称得上是现代专制政府的祖师爷。这个封建制度的创始人自统一六国登上皇帝宝座后，在位26年一共做了“焚书坑儒”、筑“万里长城”、建“阿房宫”、渡海讨“仙药”、构建防盗“陵墓”等五件大事。靠造假来篡夺皇权的次子胡亥，其残暴程度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二世为了炫耀自己的在位时是“盛世”，不惜耗费巨资与劳力扩建“阿房宫”，供自己享乐。逼得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内危机四伏。胡亥为了巩固统治其地位，制定了比秦始皇更加残酷的刑法：只要老百姓一批评朝政就满门抄斩，偷偷议论一下时局就要杀头。公元前209年，阳城的两名军官押着九百名民夫去渔阳守防，走到大泽乡遇上滂沱大雨，道路难行，已经不可能如期到达目的了。那时，秦朝有“误期当斩”的严酷法令。于是，被选为“屯长”的陈胜、吴广便决定以“陈胜王”的幌子来发动起义。陈胜、吴广分别杀了两名押解的军官，举起了讨伐昏庸皇帝的义旗，结果全营兵士追紫煊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