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和中国多了许多相似的地方：两地都成为新闻中心，有关是战事新闻，有关是病疫新闻；从这里走来的人都不受欢迎：一个是难民，一个是病人；两地都被敌人包围：一个是军队，一个是病毒；各国都劝喻国人不要前往那两个不安全的地方：一个是战场，一个是病院；两地都必须每天向世界报数：一个报死人，一个报病号……
重灾区
香港更是重灾区。今日香港，就像伊拉克人全民抗战一样，全民抗疫。政府宣布全部中小学停课，100万学生9天不用上学；与病人有密切接触的1080人，连续10天向卫生署诊所报到，否则警方上门，违反者罚款5000港元或入狱三个月；入境的旅客和香港人都要填表，申报健康情况；大型集会和群众性活动纷纷停止，八成人戴上口罩上街，在这“口罩”都市，时时想到的是“保持安全距离”；饭店、食肆、百货业生意额大跌，航空、旅游业遭拖累，楼价急转直下5％……
至3月31日，香港已发生530宗感染个案，其中15人死亡，60人出院。10多个国家先后出现感染个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研究后3月28日确认，令全球胆战心惊的非典型性肺炎，源头是广东省佛山和河源；翌日，河源市人民医院医生却反驳说，第一个发现病例后上报不等于就是源头，源头是在深圳。不管源头具体在哪市，说广东省大概是不会错的。粤港两地每天有30万人次往来，香港就是被广东连累了。
控制传媒
最早的非典型性肺炎病例是2002年11月中旬在广东佛山、河源、中山、江门、深圳、肇庆等城市扩散。当时，有专家指出，该病传染性强，急需做好防护隔离工作。但这一重要意见没有得到高层官员重视。春节前后，非典型性肺炎终于在广州爆发。此时，当地传媒依然毫无反映。
2月8日中午，一条消息却悄悄在人群中蔓延：“广州发生致命流感”，它是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方式传播的。“广东移动通讯”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2月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
这次风波来势之猛、影响之广是广州人记忆中前所未有。千百万双关切的眼睛，注视着南中国最富庶的广州城。数十小时里，广州城市生态发生变化。一些网站开始出现可怕字眼：禽流感、炭疽、霍乱……人们期待主流媒体给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所有媒体都保持沉默。耸人听闻的传言终于演变成一股风潮，市民抢购板兰根（中药冲剂）、白醋、口罩。
2月10日上午，在官方掌控下，媒体首次含糊其辞地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中午，南方网谨慎地发布官方消息：广东省部分地区发现“非典型性肺炎”病例。下午，《南方都市报》用了两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事件，不过其它各报只发了一条四百字的官方通稿。 11日上午，广州许多市民守着电视机前度过，10点30分，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一种病毒引起“非典型性肺炎”，排除传言中所说的鼠疫和炭疽。11日、12日，广州主要媒体开始大篇幅详细报道这一事件，媒体的介入，迅速遏制了市民中蔓延多日的恐慌，公众场所的口罩族消失了，对板兰根、食盐、粮油的抢购潮平息，盐米醋的柜台前不再人头攒动，民间和网络上的流言也随之急剧减少。应该感谢手机短信，它的冲击迫使政府公开真相。面对非典型性肺炎的，是个"非典型性"政府，表现的是"非典型性"举措。
谣言止于智者，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谣言"在成型前有三阶段，传言、流言、谣言。前两者都是小规模、低频率的自发性传播，一个谣言在成熟前经过那么长时间打造，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呢？当试图控制民间风传一时的不实流言时，首先要问：为什么没有早点把可以抵御这一流言的真相告诉人们？隐瞒比疫症更可怕。谣言之所以四起，恰恰是政府和传媒权威声音的缺席。
谣言四起
2月11日，官方公布非典型性肺炎造成广东省305宗感染，5人死亡。13日广东省政府说"发病基本稳定"；19日广州市政府说"爆发势头已得到控制，没有扩散"。3月17日，广东省副省长和深圳市长还说："没有证据证明，广东省早前的非典型性肺炎与香港的大规模发病有关。"此后，再也没有消息。直到3月26日，广东省政府突然公布，至2月底广东感染病例792宗，死亡31人，其中，广州感染病例680宗，死亡24宗。香港人如在梦中，完全失去警戒心，让疫症蔓延了三周。如果广东及早公布内情，就不会令香港政府措手不及。据悉，这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才公布的。
当地传媒未能发挥预警功能，尽早向公众传递病疫信息。事后已引发传媒的反思。其实，根子不在传媒，记者通过线索早已捕捉到病疫消息，但官方拒绝证实，传媒也不敢轻率报道，更被告之“稳定压倒一切”。
在中国大陆，国土那么大，手段又落后，疾病监控网络又不健全，要及时而准确搜集信息确实有客观困难，但政府出于投资环境和国家形象的考虑，从而对生命的漠视是否认不了的。
前外经贸部副部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3月28日说：“香港传媒连日以非典型性肺炎作头条，我担心将事件大肆报道10天、20天、30天，这样下去谁还敢来香港，作为金融、交通中心，香港需要人气。香港人口600多万，得肺炎只有300多人，弄得像50万人感染的模样，香港不应有这样恐慌的局面。”龙的思维在中国高层官员中颇有“典型性”。
在诸多不同性质的突发事件中，最令民众翘首的无过于与他们生命安危息息相关的疫情类报告，官方不公布真相，谣言就滋生、恐慌就扩散。当代社会的传播路径的丰富性，已完全没有了"不透风的墙"。南京汤山投毒案、各地的煤矿事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爆炸案、北京两会期间的路透社事件……有教训、也有经验。政府--传媒--民众之间应该有理想的信息链接，过去政府什么都想“捂”的时代结束了。人们从中得到的启迪，远远不是一场疫情的化解，一个城市的设防。
(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