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不合作探源


“不合作”运动方式最早由印度圣雄甘地提出,全称叫“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包括两大部分内容:“非暴力抵抗”和与英国殖民者“不合作”的态度。具体内容有:辞去英国人授予的公职和爵位;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任何集会;不接受英国教育,以自设的私立学校代替英国统治者的公立学校;不买英国货,不穿英式服装,自己纺纱织布;不买英国公债,不在英国银行存款,等等。

  但“不合作”作为一种个人对统治者说“不”的方式,并非甘地独创、印度专利。古今中外,“不合作”源远流长,所在多有。何怀宏曾编过一本《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收入了柏拉图、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有关公民不服从的经典文字。公民不服从,也可译为公民不合作,作为西方弱势群体表达意愿的方式,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在中国,“不合作”也是历史悠久,代有传人:介之推、屈原、阮籍、陶渊明、方孝儒、文天祥……,可谓群星灿烂、千古辉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屈原的不合作;冒天下之大不韪“非汤武而薄孔周”,这是稽康的不合作;仗义执言为李陵说公道话,是司马迁的不合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是陶渊明的不合作;铁肩担道义、厉辞斥阉党,这是东林党人和复社诸君子的不合作;“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是王国维的不合作……。

  概乎言之,愤时忧世、嫉恶如仇、犯颜直谏、为民请命,那是儒家中人的“不合作”;不降志、不辱身、青山绿水、青灯黄卷,那是释道中人的“不合作”。虽有积极入世和消极避世之异,但“不合作”精神则一脉相同也。

  君主制的合法性诉诸于天命和传统,社会发展到今天,政治的合法性只能诉诸多数的同意,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已经彻底丧失,与“官府”合作,不但为体制外“江湖人士”当作奇耻,也愈来愈被体制内知识分子视为大辱。专制主义已成为邪恶的象征,“官方”成为落后、腐败、反动的总代表。

  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传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彻底的。与西方传统的“公民不服从”和现代意义上的“不合作运动”相比,不是很积极的。如儒家中人的不合作,是以下犯上仰视的,释道中人的不合作,是敬而远之疏离的,严格地说,只是一种类似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不同意”而已。用投票为喻,虽不是同意票,也算不上反对票。

  而老枭所崇尚倡导的不合作,则是以真对假、以正对邪、以善对恶的抗议和斗争,是精神上、人格上、思想上、价值观念上全方位对统治者的渺视、蔑视,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反对票!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成功,离不开所在地域特殊的国家背景、政治土壤和社会气候。现今中国,国家根本大法虚置,立国原则违反人性,社会又没有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机制,既使是非暴力的抵抗,象甘地和马丁领导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也会引来国家机器的暴力专政和镇压。

  但是,我们可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合作运动,不妨再退一步,开展“一种新的、较为安全的反抗形式”。我们完全可以不接受当局的廉价的荣誉,不接受当局的文凭、职称,不给当局当公务员,不把自己的技术和才华用于当局的作恶,不写歌功颂德的作品,不入党入团,退党和退团,不当什么人民代表和政协代表,不和肉食者说话和交朋友,不买官方的报纸书籍,拒绝看官方的电视节目,不把钱存入官方银行,不买官办的保险、国债、股票,不进国营商场,不乘国营汽车,不进党校团校,不给当局捧场(如奥运会、联欢会之类)……。

  一个西方诗人有诗句:“离开那恶浊而渐趋僵化的中心远些更远些,黑暗和腐败从来不是强制性的”。黑暗和腐败曾经是强制性的,不但在行动上、态度上不许不同意不合作,甚至控制人的思想,深挖人的心灵,但随着共产意识的破产和后专制时代的到来,统治集团已愈来愈苍白乏力了。

  不合作主义就是不再相信,如拙诗《我不相信》所写:不相信狼外婆的甜言蜜语花言巧语,不相信黄金可以买到一切权力就是一切,不相信刀枪可以征服人心,不相信治乱循环是历史的魔咒,不相信专制是中国唯一的选择,不相信中国人民永远都是贱民,不相信人权、尊严可以任意践踏,不相信良知、正义可以任意欺辱,不相信是非可淆、黑白可混、苍天无眼、历史可欺,不相信假恶丑永远洋洋得意,不相信骗子可以永远得逞不相信只有一种声音的声音,不相信总在一个方向吹的风,不相信巫术、诈术、霸术、厚黑学,不相信牛皮、画皮、虎皮、自造的神!

  不合作主义,就是不说谎不传谎,不为皇帝的新衣叫好;就是不妥协不低头不媚强权不攀附权势不受污染和引诱,就是不当孙子不当奴才不当跟屁虫鹰爪孙;就是不认贼作父,不把鬼当神,不与狼共舞,就是不为骗子圆谎,不为老爷帮闲,不为凶手帮凶,不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不与反动势力狼狈为奸,就是在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上生活上都采取不合作姿态!

  不合作主义采取直接或间接的的违抗、抵制、怀疑、疏离、消解等等方式,挑战丑恶政治的权力权威体系,强调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立场,以及独立自主、多元共存的姿态,提倡一个中国人针对现实的责任感、独立性,深入思考中国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由于愚民政策、功利心态、投机心态、眼前利益,由于种种主观客观大大小小的原因,许多人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合作”过,老枭也不例外。但是,当我们看过了皇帝一丝不挂的丑陋之后,让我们告别昨天,举起“不合作”的旗帜吧!

2003、3、14

(《民主中国》2003年4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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