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认为病毒是导致疾病的原因，防御疾病要注意个人卫生，似乎疾病是一种“偶然”现象，一种无可避免的“不幸”，但香港基督徒学会总干事胡露茜认为 :“我们不应把健康和疾病当作独立体来看，这已经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与整个人类、社区、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问题。”
胡露茜提到一些比较原始社会的一种世界观，“就是我们和这个地球和生态环境不应是对立的，相反，我们是共存，我们若持这种态度时，便不会任意去破旧环境。现代的所谓经济发展的模式，使人类对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愈来愈忽略，甚至是很严重的破坏。”她说，“当整个经济发展去到这个地步时，我们会将其他人的生命置诸不顾，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很多环保团体认为，这些病毒是一种征兆，告诉我们破坏这个生态环境到如何恶劣的地步，是互相呼应，自食其果。”
胡露茜又解释，“因为要短时间内收成最快，人类用化学剂，制造基因改造的食物，把有毒的喂料，和有毒的农药，应用在喂养禽畜和耕种方面，放进了一些违背生态环境的毒素，早期有禽流感，而这次的疫症可能和动物有关。”
胡露茜的一番话，使记者想起中国人讲的天时、地理、人和 ，天、地、人是一体 , 相信不顺应这自然规律时 , 恶兆会出现的概念。当人只重视经济在最短的时间如何蓬勃发展，迷信科学能改变一切时，人就忘记了什么是自然规律。
近年香港的经济一直低迷 , 特区政府更不顾民意强行在这个不适当的时候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程序，受到来自民间及国际语论压力之余 ， 一波未平又出现“使香港病呆了”的肺炎 , 对于香港先后出现了23条立法和肺炎事件，胡露茜的看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征服或控制他人，在法律层面，管治层面来看，跟管理地球的资源是相关。对生命的尊重是包括肉体、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了自由。”她表示，在肺炎事情上，她同情政府是因为今次的疫症是一种新的挑战。她认为：“因平日我们没有做到反省 , 现在出现这种问题后特区政府在处理肺炎的做法，他们用了一贯传统价值观的取向、解决方法，最初是先压下去，这里有两个限制，就是中国和香港两地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香港是没有独立的话事权利，所以有很多事情不能够独立地作出判断，很多时候要因应上面的看法，在政治含意上，（香港官员）不能把握到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好多事可能拖慢了，尤其现是中国广东省还在这样牵制着（疫情），全球社会一定会给他压力，因为问题是不只是中国人民受苦，而是整个世界。另一方面，港府以经济作主导，怕影响经济，影响旅游，忘记了生命的安危是很重要，这种本未倒置的做法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当然到现阶段时，港府已经很尽力，但碍于经验和初期出现肺炎时政府的价值观，制造了很多麻烦。”
胡露茜认为 , 疾病的背后“并不是对个人卫生和个人健康注意问题，而是整体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结构性的制度问题，政府或者是在背后操纵社会资源、权力的人，他们如何在各方面的政策上做决定。我们要监察着政府和有话事权的人的操守，因为他们背后所假设的价值观是很重要。”她又说：“所以（我们）并不是反对董建华，而是他背后所代表的利益价值观；反对的是背后的利益集团对人的价值的看法和对社会资源的操控。在现阶段（疫情）的情况下，问题衍生的根源，和我们的生命和价值观是相关。现阶段我们是被迫停下来，面对这次的危机，希望人们不要只看表面的危机，当被迫停下来时，是在提醒我们，应作一个默想，去思索一下为何而生存。”
她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应该互相扶持，而不是互相斗争、互相压迫，这个时候所牵涉的是我们整个健康生态，包括我们和环境，以及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如何看工作，是否应不断在赚钱方面消磨我们的精力？ ”
胡又补充：“生命不只是“使用”，也要“安息”，这个世界、社会、生态环境都要休息，……休息在希伯来文化中是相当丰富，例如我们不能够尽用所有地球的资料，要给环境竭息的机会，使之再生长，对别人要有一个尊重，休息也有权利的含义，但权利不是为私，而是照顾一个人伦社会必须有的一种价值观和尊重，从而使弱势社群也同时得到照顾。”
胡露茜对“休息”一词的解释，使记者想到中国人的一句话，“做事要有余地”，又想到农历新年一句吉祥说话：“年年有余”的喻意可能不单只是一句吉祥话，希望家里物资能有余剩，从更深的角度看，就是当人们“有余”时，会否想到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