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亭:董建华梁锦松合谋骗局


近期最引人关注的香港政治新闻是财政司长梁锦松的偷步买车瞒税案。即使是北京高官也认为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比过去多宗高官贪污或渎职案均过之而无不及。

  香港政府内部权威消息人士透露,还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内幕,足以说明董建华不仅领导无方,还刻意保护自己人,令香港的政治制度与大陆无异,变成一个完全人治的社会。

  董建华在公开“谴责”梁锦松的信里,指梁锦松于事情被揭发后曾向他请辞,但他予以挽留。实情并非这样。梁锦松在事发后从来没有正式或间接向董建华辞职,而是在董建华追问此事时,梁锦松仍然死不认账,并要求董跟他一起研究如何善后。最后,两人想出一个办法,假称梁已向提出呈辞,然后由董挽留,董认为这可以挽回政府的面子,抚平民愤。所谓辞职挽留是排演的一场义气君臣。

  董建华发表“谴责”梁锦松的公开信前,曾再三斟酌全文的字眼。首先拟定的是英文信,然后再翻译成中文。在英文版中,有一句指梁锦松事后马上向行政长官辞职,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行为。这在西方的政治文化和语言中十分普遍和可以理解。但是,当董建华把中英文版都看完之后,就在中文版内把“值得尊敬的行为”改为“高尚情操”,竟然把梁锦松明知故犯的错误说成高风亮节,真是匪夷所思。

  北京在此事揭发后,曾派人专门了解来龙去脉,但董建华替梁说尽千遍好话。本来,梁锦松过去的一些行径,已令北京不少中层权贵看不顺眼,但碍于他是北京指示要保护的人,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钦差大臣们向董建华了解详情时,董还说这事件的背后“隐藏着很多政治阴谋”,是“倒董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如果梁锦松不保,中央威信也难以维持,令北京不得不考虑“挺梁”,最低限度同意让董挺梁。

大陆权贵指梁锦松野心大
  梁锦松虽得到董建华的厚爱,处处为他护短,但据北京权威人士透露,梁锦松在大陆官场中的名声颇为负面,很多官员一谈起“梁锦松”三个字,都显露不屑之色。梁锦松最令北京官场中人反感的,就是他处处以为自己得天独厚,既是商场成功人士,又有李嘉诚等大富豪在背后为他撑腰,加上他与中央高层多年来默契,第三届特首非他莫属。所以,他多次尝试创造高调访京的机会,让他能与中央部门的首长官式见面。他甚至请董向北京暗示,安排他直接会晤高层领导人,以增值其政治资本。

  可惜,无论他怎样钻营,北京没有安排他与对口部委的领导人官式见面,连上届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多次推却。据了解,这是各部委的负责人一听见要跟梁锦松见面,纷纷砌词推搪。
  梁锦松很久以来已处心积虑弃商从政往上爬,曾透过多个渠道向北京表示愿意献身。有一次,他与官人交心时说漏了一句话,暗示愿意从香港跳入中央,“为国效劳”。这句话不久在北京官场传开,一些京官闻言反感,认为梁锦松“野心和机心都很大”,“部署精密,还未当香港特首,就想到以后当中央大员”。

  也有人认为这对大陆官员不公平,他们不能到香港当官,为甚幺香港的官却可以到中央当官?待日后梁锦松与伏明霞“奉子成婚”时,大陆官员更对梁的品格和动机产生疑问,不断摇头。姑勿论这是否“政治婚姻”,负面效应已像急风暴雨而来。后来梁锦松还把伏明霞带到美国注册结婚,更惹起国家体育部局和体育界一批关心伏明霞的人士极度不满,认为梁锦松一点面子也不给,从此怨气更深。

肺炎疫症港府不敢开罪广东
  非典型肺炎事件闹得满城风雨,香港不单损失了大批游客,损了国际形象港府更因此失去威信。本来这次肺炎的源头是来自大陆,但香港却成了代罪羔羊。何解?皆因香港政府与大陆接触时不敢开罪广东,以致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据知情人士透露,港府在去年底已知道广东爆发大规模非典型肺炎,曾向广东省政府了解情况。一些非官方香港医疗组织及自愿性的医生,更亲往广东了解情况。可是广东的官僚板起面孔,断然否认广东出现非典型肺炎疫症。

  面对这种情况,香港理应不亢不卑地要求广东通报非典型肺炎的详情,最低限度作内部交底。谁料港府官员已被广东的气焰吓倒,既害怕进一步破坏关系,以后香港再要广东在经济上协作,只会难上加难了。最后港府选择了噤若寒蝉的哑巴政策,甚至还为广东辩护,表示“目前不是追查病毒来源的时候”。

  这次广东这样对待香港,完全因为港府上次讨论港澳珠大桥时绕过广东,直接找中央“讲数”,然后大石压死蟹,逼广东接受。最后引致香港人受累。看来香港政府与大陆交手,已经进退失据了。

董建华向传媒高层做工作
  董建华近来除了千方百计保护梁锦松外,还有一个不为外人乐道的行动,就是经常向传媒高层以至老板“下药”,希望他们能够注意舆论导向,协助政府制造良好形象。

  来自特首办的消息说,过去董建华很少与传媒老板直接见面,因为他认为这些老板只在背后,无法直接控制前线的传媒人。所以,他较多接触传媒的中层人员,例如总编辑、采访主任等。但是大部份传媒的报导仍然是对他不利,对政府仍然不断批评,令他很不高兴。

  本来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很多传媒人都有传媒良心,可是,董建华却认为传媒“帮倒忙”,于是改变策略,向传媒老板入手,希望他们直接主导属下传媒的舆论导向。为了使“药力”充足,中联办还从旁协助,与其中一些传媒老板眉来眼去,许以他们在大陆的利益。只要读者稍加留意,就可发现部份传媒的报导方向已经改变了。

  据了解,这类内部沟通有两种方法进行,一是由董建华授权的特首办官员以及中央政策组的官员以私人会面的形式,定期与传媒老板和高层接触;二是直接由董建华出面,不定期但较频密地与传媒老板及高层见面,以示关心和诚意。这些活动有些分批进行,每月两三次,每次人数不一。

--《开放》月刊200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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