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3-04-07 07:02:00作者：
据最新一期争鸣杂志消息，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在宣布财政预算案前“偷步”购置高级房车，避税十九万港元，引起轩然大波。舆论认为这是涉及政府高官的操守、品格和诚信，涉及董特首推行的高官问责制，涉及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最令香港人反感的是中联办主任跑出来“挺梁”。此事件暴露了两大问题：一是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二是中共的官场政治文化正在通过这类干预深刻地影响香港。
董特首对梁锦松的态度却相当暧昧和儿戏，认为梁的行为只是“不恰当”、“无心之失”。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董特首又不得不作出书面批评，将梁锦松的行为升格为“极不恰当”。最令香港人反感的是中联办主任高祀仁也跑出来“挺梁”，企图阻止港人对此事的批评和追究，赤裸裸地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高祀仁说，梁锦松可能只是不小心或因为生了女儿很高兴，才这样做的，这也是人之常情。高 祀仁还说不能因为一、两件事否定一名官员，要看其主流，这样才全面。
中联办主任“挺梁”心切，却暴露了两大问题：一是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二是中共的官场政治文化正在通过这类有意和无意的干预深刻地影响香港。
今次梁锦松的买车风波绝对是香港内部事务，绝对是在港人治港的自治范围内，既不涉及国防也不涉及外交，甚至连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也不沾边。身为中央政府驻港代表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有什么法理根据对这件事“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梁锦松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他犯了错误，出了问题，香港人怎么评论他，特区政府怎么处理他，都是香港内部事务。现在中联办主任出来定调子，算是怎么回事？若香港舆论和特区政府不听“这支笛”，不同意高大人的高论，岂不是“不和中央保持一致”了？若听了，不再批评和追究此事，哪还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吗？还有一国两制吗？还有什么“内部事务”是香港人可以畅所欲言、自己话事的呢？
高大人的言论，不仅令香港人反感，而且令董建华政府陷入两难之境：若董建华“小”事化了，力保梁锦松，无论是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外界都会认为董是受了“中央大员”的压力或他刻意逢迎北京；若董建华要顺应香港舆情或他自己“忽然觉悟”拟严肃处理这件事，但有“中央大员”有言在先，他岂能轻举妄动？
香港回归中国后，最初一段时期，北京方面对香港内部事务还比较谨慎，中联办高官在香港相当低调，很少公开对香港内部事务发表谈话。然而，随着时间流失，中共官员凡事都要插手、都要控制的本性就难以自我束缚了。再加上五年多来特区政府管治无能，将一个好端端的香港搞得一塌糊涂，管治威信空前低落，中共官员就更加忍不住“又出声又做事”了。于是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北京的高官和中联办的高官对香港内部事务的放言高论越来越随便，越来越无所顾忌。
从高大人对梁锦松行为的言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共官场的政治文化是如何被带进了香港政坛。中共官场的政治文化一直流行着“小节无害论”，对中共官员来说无论高至中央首长、低至基层俗吏，最主要的是政治正确，在政治上和上边保持一致，若是再懂得政治上和人事上投机、投靠，那就更加保险，品格上、金钱上、美色上甚至刑事上出了什么问题都属“小节”，都不会影响“主流”，依然可以“好官我自为之”。若阁下政治上有是非黑白之心，或者不懂得投机投靠，那可就是“主流”不好，一团漆黑了。
董特首对梁锦松的态度却相当暧昧和儿戏，认为梁的行为只是“不恰当”、“无心之失”。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董特首又不得不作出书面批评，将梁锦松的行为升格为“极不恰当”。最令香港人反感的是中联办主任高祀仁也跑出来“挺梁”，企图阻止港人对此事的批评和追究，赤裸裸地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高祀仁说，梁锦松可能只是不小心或因为生了女儿很高兴，才这样做的，这也是人之常情。高 祀仁还说不能因为一、两件事否定一名官员，要看其主流，这样才全面。
中联办主任“挺梁”心切，却暴露了两大问题：一是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二是中共的官场政治文化正在通过这类有意和无意的干预深刻地影响香港。
今次梁锦松的买车风波绝对是香港内部事务，绝对是在港人治港的自治范围内，既不涉及国防也不涉及外交，甚至连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也不沾边。身为中央政府驻港代表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有什么法理根据对这件事“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梁锦松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他犯了错误，出了问题，香港人怎么评论他，特区政府怎么处理他，都是香港内部事务。现在中联办主任出来定调子，算是怎么回事？若香港舆论和特区政府不听“这支笛”，不同意高大人的高论，岂不是“不和中央保持一致”了？若听了，不再批评和追究此事，哪还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吗？还有一国两制吗？还有什么“内部事务”是香港人可以畅所欲言、自己话事的呢？
高大人的言论，不仅令香港人反感，而且令董建华政府陷入两难之境：若董建华“小”事化了，力保梁锦松，无论是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外界都会认为董是受了“中央大员”的压力或他刻意逢迎北京；若董建华要顺应香港舆情或他自己“忽然觉悟”拟严肃处理这件事，但有“中央大员”有言在先，他岂能轻举妄动？
香港回归中国后，最初一段时期，北京方面对香港内部事务还比较谨慎，中联办高官在香港相当低调，很少公开对香港内部事务发表谈话。然而，随着时间流失，中共官员凡事都要插手、都要控制的本性就难以自我束缚了。再加上五年多来特区政府管治无能，将一个好端端的香港搞得一塌糊涂，管治威信空前低落，中共官员就更加忍不住“又出声又做事”了。于是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北京的高官和中联办的高官对香港内部事务的放言高论越来越随便，越来越无所顾忌。
从高大人对梁锦松行为的言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共官场的政治文化是如何被带进了香港政坛。中共官场的政治文化一直流行着“小节无害论”，对中共官员来说无论高至中央首长、低至基层俗吏，最主要的是政治正确，在政治上和上边保持一致，若是再懂得政治上和人事上投机、投靠，那就更加保险，品格上、金钱上、美色上甚至刑事上出了什么问题都属“小节”，都不会影响“主流”，依然可以“好官我自为之”。若阁下政治上有是非黑白之心，或者不懂得投机投靠，那可就是“主流”不好，一团漆黑了。
现在中共正在用自己的这套政治文化标准来看待和培养特区政府的高官，因此梁锦松的行为成了小事一件。但是，香港作为公民意识很强的现代文明社会，对政府官员在品格、诚信、操守上的要求是很高的，在这些问题上出了事，绝不是“小节”，而是关乎做官的“主流”，不能有半点马虎和纵容。因此港英时代对政府官员特别是高官皆有非常严格的“品格审查”制度上套做法行之有效，九七年前，未闻有哪届财政司干出了类似梁锦松的丑行。
中共官场政治文化入侵香港之后，丑闻就立刻发生了。在北京和董特首一意孤行实施所谓“高官问责制”之时，就有不少人提出应该在任命之前对问责高官进行必要的品格审查，但被董特首一口回绝。在北京和老董看来，这些高官只要是“自己友”就行了，也就是政冶正确靠得住就行了。正因为如此，老董和中共官员才把梁锦松的行为看成小事一件，并为他开脱辩护！这样的官场政治文化将会把香港贻害成什么样子？梁锦松风波只是开了个头，大祸恐怕还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