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羁留海外的隐衷


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名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故园情浓,乡思无已,其实张大千自有一番隐衷。
  
1948年12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张大千夫妇在香港迎来1949年新年。翌年1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欣喜不已。
  
相隔不久,全国文联与全国美协相继成立。素来倚重张大千、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徐悲鸿,托人带来他的亲笔信,邀张大千去北平工作。初接徐悲鸿来信,张大千欣喜万分。经深思熟虑,他又踌躇难定,如果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庞大的家族及弟子们的安全又令他不能放心。而如果携家带眷而走,显然也走不脱。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转眼到了9月,张大千曾接受印度方面的邀请去办画展。当年他在敦煌临摹时,就有心愿考察印度阿旃陀壁画与敦煌艺术的异同,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放弃。几个月来忙著作准备。临行时,他除了带着自己的作品外,还有中国古代名画,以及敦煌壁画56件(带走的仅为部分,尚有200余件留在家中)。离家这天,他神色忧郁地对家属及门徒说:“此次我出外展画,会像往常一样去去就归,只是对你们放心不下,四川的局势不稳呀!”儿子张心智以家中所剩敦煌壁画如何处置动问,他一时默然不语。
  
出川后,张大千没有直接去印度,在港澳暂留,又应友人之邀,10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顺便游览台湾秀丽景色。
  
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有识之士都有往来,交情很深。如于右任、张群等。

当时于右任已先到台北,张大千去拜访时,得知局势急转直下,四川也行将撤退。张大千忧心忡忡,深怕四川局势混乱。张大千坦言心事,很想接出眷属,只是插翅难飞。但最终在朋友帮助下,由空军派机送张大千速回成都。
  
张大千突然回到成都,事属意外,家人惊喜交集。原认为全家都可带走,然因机票发生难题。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虽立即安排机位,并交代派官车接送机场,但只有3张机票,同走的是四夫人徐雯波与一个小女儿,其余家属都留在成都。从此直到离世,他终未回到故乡。
  
张大千飞抵台北后不久就到香港。1952年8月,他又从香港移居南美阿根廷。大千先生移居海外的理由是:“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据台北记者谢家孝先生所述)于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在成都的家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
  
1953年,张大千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在圣保罗市附近,看到一块地方极像故乡成都平原,正准备出售,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劝说下,他买下这块地,决定移居到这里。为纪念故土,他把圣保罗音译为“三巴”,四川古时分为巴县、巴东、巴西三郡之意;又将“牟吉”镇音译为“摩诘”。自己园称为“摩诘山园”,纪念我国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字摩诘)。不难看出他怀念故乡之心的深切。园落成之后,张大千全家即迁巴西,一住17年之久。
  
在张大千身居巴西怀念故乡的同时,当时大陆处在5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政治思想斗争接连不断,开始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序幕。“批判武训传”开其端,接着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继其后,又有“反胡风”。这时虽然还未触及中国画界,但对张大千却有种种恶言恶语的议论和诽谤。但了解张大千为人的几位朋友,根本不信那些荒唐的无稽之谈。
  
1956年10月,北京画院在京成立。庆祝画院成立,美协副主席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刘力上一起在“恩成居”吃饭。四人中除刘力上是张大千的门人,余三人都是大千的好友。谈起大千在海外,举座为之不欢。饭后,叶浅予建议于非以老友身份写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后来安排发表在香港由共产党支持的一媒体上。文中谈到他们四人的聚会,谈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欢之态,临风怀想,希望他能回来参观。
  
新成立的北京画院,仅任命几位副院长,于非就是副院长之一,空缺着的院长位置等待张大千来补阙。所以友人们劝他回来。但不久“反右”就开始了,海外为之震惊,张大千由迟疑到最后断了回国的念头。叶浅予曾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了笑,那就难说了,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张大千去外国远游,又是20多年过去了,已到了20世纪70年代。何处是家处处家,其实他是周游世界,他的画展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张大千住巴西“八德园”期间,虽园林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台北报人谢家孝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张大千自1969年自巴西移居美国后,7年中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念。他曾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台北老友蔡孟坚到美国去看他,他又畅谈心事,说:“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可是一回到台湾,即精神百倍,就没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爽快的害病感觉,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又有人说台湾太热,对我这个怕热不畏寒的人不适合,请问我们中国大陆气候,哪一省夏天不热?多是又湿又闷!我在台北过夏天,热季是较长,可是如今生活水准高,家家有冷气,我也感受不到热有什么威胁。”这番话显然是他想去台湾居住。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大陆也一时回不得,终于决定去台湾定居。1976年1月下旬,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由美飞抵台北,正式申请移居。台北表示非常欢迎。他亲自选定台北双溪附近,一块曾经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房屋在建过程中,1977年5月1日,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当日到台北,老友张群等人到机场迎接。甫下飞机,他就对众人说:“我好想家乡哟!回到台北真好!”
  
1978年8月,“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一家喜迁新居。
  
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而下,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80年代初,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他已过了80高龄。对故土的思恋之情,常使他老泪纵横,伤心欲碎。大陆也常传来一些老友过世的消息,如1982年4月,张伯驹的去世,他伤心不已。
  
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于停止在1983年4月2日,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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