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疾病防治中心的一名官员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当回事。”
这种还没有被分离出来的病原体挑选了几近完美的培养皿来繁殖，变异，传播。佛山是一座毗邻广东省省会的有着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大都市。然而它又保留着传统的人畜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农家。
因此，佛山既是一座有着所有常见卫生问题的第三世界的城市，又是一座有着许多富裕得足以经常出外旅游的居民的城市。
就是从这个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楼与售卖活鸡活蛇的农贸市场交织在一 起的地方，神秘的病原体开始了它奔赴一家省会医院的征程。接着，那儿 的一名中国医生又把它带到了香港，启动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链式反应，最终导致全世界2200多人受感染，78人死亡，其中7人在多伦多。
对于这种疾病中国知道些什么？中国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究竟为什么中国不把它公之于世？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农作与21世界的科技共存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掩盖真相的故事。
在旅游业和招引外资的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北京又落入了有着千年官僚政治传统的对外秘而不宣之中。由于这种骇人的短视，官僚们决定镇压所有关于SARS的新闻。
“如果他们能够早些承认这种疾病，让我们能够在它从南中国开始发生时就观察这种病毒，我们很可能已经在失控前把它隔离开来。” Stephen Cunnion 医生说。Stephen Cunnion 医生是一名传染病专家，他在中国建立了先进 的实验室，他也是国际健康咨询公司的总裁。
“但他们把它彻底地隐瞒起来。他们隐瞒每一样东西。你甚至无法弄清历次的地震中他们究竟死了多少人。”
本周，北京终于承认它有1190 个怀疑病例和46 例死亡，远远高于它之前所承认的。它第一次报告在上海和广西，四川，湖南等三个省也发现了SARS的病例。在星期三，也就是在它把国际卫生组织（WHO）的一队流行 病专家滞留在北京9个关键的日夜之后，中国终于允许这只小队进入广东了。
在WHO发出了一项罕见的全球性警告之后，每一个受到SARS影响的国家都开始每天提供情况通报---除了中国，此病的发源地。在目前SARS已经传染了17个国家，使香港，新加坡，多伦多濒于瘫痪的情况下，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的知情不报是一种玩忽职守，甚至是一种犯罪。
没有北京的合作，战胜SARS就象在玩一个缺少一半拼块的拼图游戏----每一个延误都将带来致命的后果。
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官方的知情不报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在六十年代初，北京隐瞒了由于大跃进的错误经济政策导致的大规模饥荒的消息。最近的例子是官方镇压了上海爆发甲肝的新闻。多年来，中国否认它有爱滋病，另一方面农民却在卖血中不断地交叉感染。
在这次SARS的案例中，疾病的爆发是飞快的。11月中，广东的五个城市发现了它。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已经引起了恐慌。河源的7名医务人员被感染。
但是消息并没有通报给这个8千万人口大省的其他医疗部门。反而，河源的报纸在1月3日登出了来自当地卫生部门的这样一条消息：“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 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变冷造成的。” 这显然是在中国媒体上关于SARS的第一篇报道。
同一个月，病人们开始到达广州的医院。一个养猪的农民，一个海鲜贩子，一个10岁的男孩都由于急性肺炎而倒下了。男孩死后，医护人员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毒皇”。他传染了他们中的五人，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
在广州，中山二院的医务人员后来把那个海鲜贩子称为“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他似乎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时，中国官方仍然没做任何声明。相反，他们命令记者不准报道这 次爆发。深圳一家报纸的一位记者说，当禁令下来的时候，他的头儿正在给他们发“板蓝根”。
一月下旬，中山的一份报纸发布了来自省里权威部门的一条消息：“ 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
谣言开始蔓延。有人在他们的手机上发布了这条短消息：“广州爆发 了一种致命的流感。”另一个谣言说生物恐怖分子袭击了广州的世贸中心，100人得病。结果那儿的经理们对整个大厦进行了消毒并在通风系统里熏醋。
到2月1日，农历新年，南中国发生了抢购醋的风潮，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消毒房间的好方法。“当你走进广州的某些办公室，整个该死的建筑 物从入口到电梯直到办公室都闻起来象醋。”Ben Mok说。Ben Mok 是可口可乐公司中国东北区的加拿大人籍总经理。
2月9日，瑞士的制药巨头罗氏集团在广州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它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派发了一份吹嘘它的一种抗病毒药---Tamiflu的说明书。销售好得让罗氏不得不从它的上海工厂运出更多的药。
广东的执法部门警告罗氏，如果发现它散布了广东爆发肺炎和禽流感的谣言，它将受到严惩。罗氏否认它散布了谣言，争辩说Tamiflu的销售在新闻发布会前就一直很好。直到2月10日前，外部世界一直被遗忘了。同 一天，传染病专家Cunnion医生在ProMed-mail --- 一个由国际传染病协会开办的网站上发出了第一个质询。
“有人知道任何关于这个病的情况吗？”Cunnion医生问。消息从一个朋友传给另一个朋友：“你听说过广州的一种传染病吗？我的一个住在那儿熟人报告说医院已经关闭，人们在死去。”
Jack Soo, 科隆坡的一位翻译在同一天给与了回复并贴出了来自中国的非官方的报导。秘密终于泄露出来了。
就在他们通信的同一天，北京正式向国际卫生组织求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希望WHO真正地出现在中国。它用了一个多星期和WHO为了要派出专家的问题进行讨价还价。
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了它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它说，在11月16日到2月9日之间，305人人被感染，5人死亡。但这次爆发“已经得到了 控制”。还是那句套话：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香港每周销售第一的Next杂志决定派出记者进入广东。他们去到了中 山二院，那里据说有5名医生和护士已经死亡。
Next在二月中出版了它关于这种神秘的非典型肺言的报道。“我们把 它登在封面上。但那个时候没人把我们当回事。”杂志的发行人Yeung Wai-hong 说。
与此同时，一位叫刘建伦（音译）医生正在加班加点地在中山二院照顾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人。2月15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他参加他侄儿在香港的婚礼。那时，医院的45个人已经倒在了SARS的魔爪下。64岁的刘医生当时已经有几天觉得不舒服了，但他不想错过这个婚礼。
他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一下香港大学的研究者们，和他们讨论一下这种已经夺去了他的几位同事生命的神秘疾病。
刘医生和他的太太在香港一家叫Metropole的三星级酒店预订了房间。2月21日，他们乘大巴前往香港。在他登记入住的时候，他已经在发高烧和干咳了。登记处的职员把他安排住在九楼。那天下午，刘医生睡了很长时间，然后挣扎着准备与他姐姐全家共进晚餐。
专家们现在推测，刘医生在九楼等电梯的时候至少传染了其他七个人。他们包括一个正在结帐的78岁的多伦多女人，一个来自温哥华的男人，一个美国商人，3个新加坡女人和一个看望朋友的26岁的香港男人。他们每 人都被刘医生传染上了。他们将把病菌散布到全世界。
第二天，刘医生病得很厉害，不得不去旁边的Kwong Wah 医院。在那儿，他警告职员他是高度传染性的。他要了一个面具和一间在双重密封门 后的减压隔离病房。那时，刘医生在彻底病倒前告诉了吓得目瞪口呆的医生们这种病的简史。
SARS很快搭上了前往河内，新加坡和加拿大的飞机。2月26日，那个美国商人飞到河内，在那儿他病倒了。Jonny Chen传染了那儿的20位医务工作者，其中包括Carl Urbani，第一位发现SARS爆发的WHO医生。
Chen先生被接回香港，被送进了Princess Margaret医院。在他3月13日死去前，他将疾病传染给了几十位医务工作者。Urbani医生在3月28日去世。
3位新加坡女人活了下来，但也传染了那儿的医务人员，包括一位后来飞去美国接着又被送往德国医院的医生。
26岁的香港男人被送往威尔士亲王医院，他在另一家香港医院传染了几十位医务人员和病人。
“如果香港能了解更多那些最初的病例，它就不会传入香港。”WHO 在马尼拉的地区发言人Peter Cordingley说，“有将近两个至关重要的星 期让这种疾病生长加速，并且没人知道它是什么。”
在多伦多，Kwan Sui-chu 传染了几个家庭成员和她的医生。她在3月5日死去。她的儿子在3月13日死在Scarborough Grace 医院。从那以后，在 加拿大又有五人死去，160多人怀疑被感染。
在多伦多大爆发的提示下，WHO发出了它几十年来第一次全球性警报。
3月12日，它把SARS称做一个还没有检测，治疗和疫苗方法的“世界性的威胁”。同一天，刘医生的医院把所有的病人转移到一个专门的传染病医院 。16楼的3号病房被如此仓促地废弃了，以至上星期的脏被单还被遗弃在床上。
但WHO的警报在中国并没有被报导。北京正在开为期两周的全国人大会 议。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媒体是极少报道坏消息的。
3月16日，中国将它的第一份数据交给了WHO的科学家。这个信息燃起了希望，因为它显示SARS会自己慢慢减弱。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宣布这次爆发已经被有效地控制了。同一天，刘医生的姐夫成为了香港SARS的第 六位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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