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不得不加班加点去对付新出现的非典型性肺炎。许多国家都发现了患者，人数虽然不多，有的却已经死亡，而医学工作者正想方设法探究其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情况，越南、香港和加拿大已有十七人死亡，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十五个国家已发现400多病例。2月11日，中国声称已发现305个病人，有五人死亡。目前，全世界的媒体都在集中报道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甚至在香港都很少有人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播是由于中国的失责而引起的，它很容易变为中国对人类的间接侵略。
目前的情况使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一场大辩论。当时中国宣布要在香港西北五十二公里处的大亚湾兴建核电站。由于人们对契尔诺贝尔核电站的事故记忆犹新，香港辩论的焦点是中国处理危机的能力。如果大亚湾发生核电事故，中国官员会不会立即通报香港？还是按过去一贯的做法，否认出了事故，从而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1994年以来，两个核反应堆不事声张地在供电，早年的辩论也就被人淡忘了。但是，人们还是担心中国处理危机的能力。四个月来围绕非典型性肺炎传播的种种说法，生动地表明北京没有这种能力；中国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与它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香港与北京的对比
尽管人心惶惶，香港并没有乱套。媒体较快地报道了新来的"神秘疾病"。 当它被确诊为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后，卫生部门负责人立即指出这种病的危险，他们的言论并没有受限制。当局及时公布了本地和国际组织的警告，向居民发布应注意事项，同时立即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
这种神秘疾病的确有一定影响，它引起了过度的惊慌。有一所大学进行了民意调查，发现有百分之七十的居民说不知道这是什么病。这种病可能会严重损害人体健康，但是信息的自由交流减少了人们的忧虑。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2002年11月中，广东佛山首先出现这种疾病，但是消息被当局压下。尽管又有续发病例，官员们绝不公开谈论可能出现的严重情况。于是，非官方人士也三缄其口，甚至不让上海和深圳的报纸报道这一消息。这种不光彩的沉默持续了三个月之后，广东当局才承认有305人得了这种原因不明的疾病，有五人死亡。
最糟糕的是，当局迟迟不与有关国际组织联系。过了四个月，中国才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但是它未能访问广东。直到三月底，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团才获准去广东考察这种病的发源地，但是这距疾病爆发已经有十八个星期了。
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没有故意渲染这个问题，这纯粹是因为当局决定把消息压下。中国人无可奈何，只得听信谣言；在没有信息自由的国家里情况往往如此。谣言传播的途径包括手机短讯，结果是引起了恐慌，说是来了一场新的传染性感冒。
问题复杂化
中国的掩饰和失责使问题复杂化了，这叫人想起了1918年和1919年的世界性传染病，死者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丧生的人数。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应该迅速找到、分析和诊断引起意外死亡的细菌或病毒，以免引发流行病或传染病。广东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臭名昭著的传染病熔炉"， 因此，中国的失责更有可能殃及全世界几十万人。
据信是广东的一个医生在香港把病传染给他人，从而引起了一系列死亡。如果广东官员能果断处理正在形成的危机，就不该让那医生出境，广东的卫生官员也会找到更有效地医治病人的办法。但是，主管官员得有勇气说实话。实际情况是，在二月份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官员只淡淡的说了句"一切正常" ；他利用职权向被控制的媒体制造了假象。
中国的官员之所以没有直截了当处理这个问题，可能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佛山出现第一个病人的时候，正是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快要结束之际，官员们懂得不说为佳。由于三月份又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家所关心的还是党内的权力斗争。
中国傲慢自大？
不过，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不单单说明中国在危机管理方面的失败，它还集中表现了中国的自大；目前的这个政权不愿意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其它各国。对付流行病需要世界各国紧密合作，但是，第一例非典型性肺炎出现四个月之后，中国还不能提供取自病人的生物样本或化验结果，甚至也不能公布治疗病人的细节。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一个电话会议网，每天讨论对非典型性肺炎的新发现和研究，参加者有十个国家的医务人员，可是直到3月23日中国还没有参加。
北京野心勃勃，想在世界上充当领导角色，但是它却封锁非典型性肺炎的消息达四个月之久，这种行为既为人所不齿，又令人不解。北京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躲躲闪闪，而国际社会的反应却很暧昧，不愿意得罪中国，这也令人费解。国际社会如果不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类事件也许会屡见不鲜。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