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SARS流行，完全是由中国当局隐瞒病情造成的，这一点从世界卫生组织到各国政府民众都有共识，不用我多说。那么责任在谁呢？
是中国的卫生部门吗？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其实中国的医疗机构有非常完善的传染病早期报警系统。每个医院都有传染病报告卡片，一旦发现传染病可疑病例，医院一级要求必须在当天上报。即使第一例SARS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到广东好几个地区流行并传染到医护人员时，按照中国现有的传染病报警系统，不仅是广东省卫生厅，就是中央卫生部也早就知道了。对SARS的报道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流行病学的问题，而是百分之百的制度和政治问题。
六四以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越来越严重，报喜不报忧就成了维持政权的必要条件。远的不说，看看这几年对重大灾难的报道就一目了然。江河决堤报道成了军民奋勇抢险，几起爆炸案报道成了警方神速破案，任何天灾我们在新闻里只能看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的关怀”。学生大批中毒，我们看到的却是领导到医院去指示“一定要尽力抢救”之类的废话。灾难本身呢？不见了。由于这个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谎言，要在这部机器里生存就必须撒谎。“数字出官”是谁也不想否认的事实。特别是这几年，只有溜须拍马欺上瞒下撒谎造假才能升官。掩盖真相已经不是有意识的行为而是官场上的一种习惯和本能了。
由于封锁消息而造成SARS的出口并在海外流行，这种事有没有可能避免？我以为，只要维持表面稳定还是当权者的首要任务，只要中共还能声称在“代表”什么人，这种事就不可能避免。因为前者是操纵媒体的必要性而后者是其合法性。中共从这件事可能吸取的唯一教训是，下次把谎再撒园一点。
如若不信，请看以下事实，这是在中共迫于压力和国际社会取“合作态度”以后发生的：
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抵达广州开始进行考察的当天,广州市内的警察在强迫戴口罩的行人把口罩脱掉，以便在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面前营造安全气氛。（无独有偶，上海和深圳的官员正在教育当地居民口罩是怎样危害人体健康的。上海一位朋友来电话说，政府告诉他们，戴口罩会影响呼吸，为了保证通气，就会用力去呼吸，就会吸进更多的病毒。这位女士问，你们不是告诉我们没有病毒吗？既然没有，哪来的更多？）
4月3日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对媒体宣称中国政府已很认真处理SARS问题，病情的扩散也已在控制中。他说北京有十二个SARS病例，其中有三人死于此病。（不过随后北京301医院医生蒋彦永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北京309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就有6人死亡。我当然相信蒋医生的数字，而且我这个人不愿把人想得太坏，当然愿意相信张文康撒谎不是出于本能或习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4月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变种衣原体可能是今次非典型肺炎疫症的病源，并可望于下星期公布新特效药的研究成果。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研究所首席专家洪涛指出，测试过10种医治非典型肺炎的新特效药，初步显示其中6种有效，但仍须进行较大规模的测试，预料下周可有公布。（这么短时间找到一种特效药已是奇迹，一下子找到六种，是不是太快了？建议分几批公布，可以看上去更真实。）在对抗非典型肺炎的战斗中，中心已紧急订购两部P3移动实验室设备，以加快对病因的研究。（病情已控制，特效药都有了，还有什么病因可研究的？不过，有人似乎不同意这种说法。4月11日，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病还未有效控制住，包括在香港。” “这个病的病源还没有弄清楚，所以怎能说这个病已经受到控制呢？” ）
4月10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中国到4月9日为止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的人数为1290人，其中55人死亡。马晓伟说，目前报告的病例包括了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的确诊病例。（这个讲话充分留有余地，“确诊”这个词用绝了。以后揭露出来的不实数据都可归入“未确诊”类。刚才又看见中新网报道说，中国非典型肺炎研究大突破，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不知诊断标准是是衣原体还是冠状病毒，特效药是对什么特效？为什么我们听到的永远是“大突破”“成功”之类的好消息呢？哪怕这次突破是对上次突破的彻底否定。）
最后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宣称研制出过滤不良手机简讯技术。我们都知道，今年手机的“最不良短讯”就是民间传播关于“非典型性肺炎”消息的。（研制单位就是研究“法轮功内容审查系统”的那个HNC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研究院）
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