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誓旦旦的“血书秀”之所以形同儿戏，首先在于“血书”本身就有问题，“血书”一是向“组织”保证，二是“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他的权力来源于“组织”，当官只须向“组织”负责，只要让“组织”放心他就可以走马上任、长保权位，甚至步步高升。曾锦城的落马不过是个意外，是他做官的某个环节出现了纰漏，比如不经意间得罪了“组织”的某个人，等等。曾锦城的“血书”成了示众的样板，其实不写“血书”的贪官污吏那个不曾向“组织”保证过呢？在一个以官爲本的社会里，官高于一切，官场让世俗社会趋之若骛，即使富甲一方的豪门巨商、学富五车的知识名流，想捞个一官半职的大有人在。光宗耀祖还在其次，官位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大陆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主要指标。也因此，才会有教授、院士等都要往官位上靠的笑话，什么相当于厅级、部级等等。
何况，做官往往和发财联系在一起，一旦当上官，“官命”就变成了第一位的。几天前，也是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过一篇短评，4月12日，矿难频发的山西吕梁地区出台了煤矿安全系列硬举措，以“从根本上杜绝煤矿事故的发生”。其中有一条说，“凡发生一次死亡十人以上事故的县市，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当年不得推荐提拔，当年连续两次发生或连续两年发生十人以上死亡重特大事故的，县市委书记、县市长调离本岗位”。这条“硬”举措实际上不硬，“一次死亡十人以上”，党政“一把手”也不过“当年不得推荐提拔”罢了。即便“连续两次发生或连续两年发生十人以上死亡重特大事故”，也仅仅“调离本岗位”了事，言下之意就是另有任用，官照做，车照坐，只是挪一个位置而已。这样的“硬”举措又何硬之有？爲什么就不能有撤职查办、追究责任之类的“硬”举措？难道“官命”要比矿工们的生命还重要吗？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既然是以官爲本，无论如何是不能触动官位本身的，死多少人事小，失去官位事大，一切都以保住官位爲要旨，在这一条之下，才可以谈什么煤矿安全。一句话，“官命”重于人命，做官已成爲官员的第一需要。这样的官员，我们还能指望他做什么？
前些年，北京三联书店出过一本风行一时的书，书名叫《总统是靠不住的》。我想说，官是靠不住的。从河南交通厅长的“血书”到吕梁的煤矿安全“硬”举措，都充分表明──官是靠不住的。
2003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