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报道是记者的挑战
他说，在中国报道，是他也是所有外国驻京记者的挑战。原因是，这个国家的政策十分不透明，刚到那里的时候真是找不到方向。还有就是经常因为一些“敏感话题”要受到一些骚扰。他刚到时，所有的记者都要住在外交领地。他们的房间和电话都被窃听。在敏感事件或者敏感日期，比如六四，他们会被警察跟踪。有时，向他们提供新闻的人会受到恐吓，个别的还被关押起来。
对记者们来说，在道义上和感情上都很难承受。他们还必须雇佣外交部的人员做助手。这些助手非但不胜任工作，还要监视他们，经常要给外交部汇报他们的情况。最后一个挑战是，根据法律，他们没有外交部的许可不得擅自离开北京。即使拿到许可，外交部的人也得跟着他们去所有的采访。 朗费特苦笑道，他所有的请求都遭拒绝，甚至连环保的问题也被订为国家机密，不给采访。如果一切听从规章制度，那真是没法工作或保住他这份养家糊口的职位。
*西方记者报道新闻的经历
他在2001年4月写了一篇登在头版的报道。文章内容是在江西的一个村庄里，村民为了高额税务的问题，与当地政府发生了冲突。军队赶来平息冲突，开枪打死了两个村民，又有十七人受伤。整个获取新闻的过程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他的新闻来源是一个电话，那人告诉的细节很详细。朗费特决定打几个电话给当地居民，电话采访证实了这则新闻。在中国，要想写出报道得退后一步，不能赶紧到出事现场去采访还。因为警察已把村庄包围起来，以防消息透露出去。电话和手机使他越过警戒，得到了详细内容。而通报人是在互联网上得到报社驻京办电话的。
纽约时报的记者则是亲自去了江西采访此事，结果还没等他的到什么消息，就被关起来了。几天后，跟报社联络的人的电话都被窃听了，而且马上被关了起来。他决定自己跑一趟江西。没想到他一到机场，已有十几个外交部的人员在他了。外交部人员向朗费特询问了两小时候，在没法让他说出是谁透漏了消息后，把他送上了回京的飞机。
第二天，外交部有个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却只字没提江西的事。他站起来发问，结果新闻发言人对此事一无所知。当天下午朗费特受到了外交部的恐吓电话，警告他再写这种文章将有严重后果。
由于还是没有得到官方认证和态度，朗费特不死心，又打电话给他在高层的朋友。他的朋友一听到消息没有问他消息来源，而是吃惊地说，“这太糟糕了。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几天后，这位朋友来电，告诉他警方已撤消了几个警察的职位并将调查。朗费特说这个消息使他感到中共政权里面的不同态度及其复杂性。使他欣慰的是，其中毕竟还有一些好的，公正办事的官员。
*在北京做记者的兴奋和困扰
在他驻京记者期间，最让他兴奋的是进入村子采访。他这张西方人面孔太引人瞩目，所以很危险。通常他只能在村子里待几个小时，去了一家后，得从后门出去，再去另外一家。每个采访也不得超过45分钟，因为警察迟早会知道并来抓他的。
他还有许多采访的过程是没法当众说的，不然会给他的后任和其它外国记者的工作带来麻烦，使他们无法工作。中国方面最恼怒的是知道他去过这些村子，而又不知道他是怎么去的。朗费特说，采访敏感问题时，一定要把手机关掉。他有几个同事由于忘了关手机，暴露了地点，发现后被抓了。
朗费特开玩笑说，他有个经验，就是最聪明的人才都上大公司去了，国安系统没钱，他们的人不会那么卖力地干活。他说，“我比他们更卖力一点就能赢过他们。好像手机，我就不停地换电话卡；去外地采访，我就每天换酒店，很晚入店，很早离开；他们都下班了，谁向谁报告呢？”全场听了吃吃的笑。
主持人墨尔．格德门教授（Merle Goldman）问了朗费特采访法轮功的经历。朗费特说，在采访法轮功时遇到的困扰最多。他和其它外国记者经常在天安门广场被抓，在抗议频繁的几天，有好几个记者被剥夺了记者证，这在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他们经常被便衣警察跟踪，甚至在野餐或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都被跟踪。有些记者因此没法工作，不得不请假。
在场专家指出，中国经济改革不断进行，但政治体制改革却迟迟不动。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政府想要限制新闻的传播也越来越困难，象SARS 和艾滋病的新闻，这是没法限制的。朗费特表示赞同，他说中国政府一方面想让国际社会对它重视，如果同时又不断地把外国记者抓起来或驱出处境，那不是笑话嘛？
*暴光黑暗是好事
朗费特说，他最感兴趣的是能有机会回到那些采访过的村子，做一个后期采访，比如江西小学烟花爆炸事件。他们现在是否还在生产烟花？学校是否重建？学生如今在哪儿，在做什么？不过，这些村子很不容易进去，也许这是为什么至今没有这类报道出来。 朗费特说，尽管他的中文不很好，但是他发现中国老百姓还是愿意跟他讲，也许他们认为若有渠道可以把这些黑暗暴光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