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一些匿名的国内知情者透露，一些广东最早的SARS新闻报道背景陆续公开，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先将早期广东省萨斯报道列一个时间表如下：
2002年
11月16日，第一个SARS病例出现于广东河源市；
2003年
1月3日，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曾在当地的《河源报》上刊载申明，指出河源并没发生流行病毒，希望市民不要恐慌，不要乱服药。实际上，那种病菌在空气中都有的，天气变化、人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就可能会感染上这种病，服用抗生素没多大的作用，只要注意保暖和及时就医就无大碍。这些天河源遇上从来没有过的寒冷天气，可能正是这样才使一些人有了类似症状。
1月4-5日，广州《新快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吴一龙教授。吴一龙教授表示，非典型性肺炎根本不是什么大病，只要对症治疗，患者连住院都不用就可以痊愈。《新快报》的报道同时指出，在1月5日前后，河源市的恐慌并没有波及广州，因为广州市内药店的抗菌药销售量与往常并无异样。
2月8日，中午，一条消息却悄悄在人群中蔓延：广东发生致命流感，是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方式传播的。广东移动通讯?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2月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 市面上迅速出现对板兰根，白醋，口罩的抢购风。
2月10日，广东省委宣传部允许使用官方审定通稿进行报道，各家报纸都开始报道，但只限于400来字的官定通稿。南方都市报首次报 道小试禁令，使用了两个版面。
2月11日-12日，11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记者会，第一次通报病情，305人染疫，5人死亡。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也进行大版面的专题报道。白醋等抢购风这2天在媒体引导下渐渐平息。
12日下午出现大米与食盐的抢购风。省委宣传部连下三道禁令，不许再继续报道。但当时在北京开会的广州市长林树森打电话回广州，要求市政府吸取前次教训，立即公开报道，正面回应谣言和抢购风。市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然后由市政府的一位领导直接与省委宣传部交涉，要求取消禁令。但省委宣传部不予理睬。于是广州市领导就找到刚刚从广州市委书记位置上离任当了省长的黄华华，黄同意媒体报道，并直接打电话给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
钟阳胜碍于省长脸面，只好表面答应，转而让直接主管媒体报道的新闻处处长张东明处理。张东明却敢顶着不办。广州市的一位领导数次打电话交涉，张东明均予拒绝，最后抬出了黄华华省长，张也不松口。气得那位领导在电话里大骂张东明，张东明实在顶不住压力，勉强松口，说广州日报可以报，但只能发简单的消息，而且只限于广州的情况，全省的不准说。同时要求广州日报把消息稿传给其他报，大家同时发。这时已经是13日凌晨2点多。
2月13日，在省委宣传部的压力下，仅广州市委控制下的广州日报独家对盐米的抢购进行平息报道。其他报社因时间关系，无法同时报道。广州日报头版被贴在许多商场门口。当天抢购风平息。
2月14日，各报跟进报道第二波抢购
2月15－18日，各报开始对非典型肺炎报道进行所谓反思。社会上普遍认可非典型肺炎已经控
制了。此后的新闻只是关于各种特效药方的零星报道。所有关于疫情的报道完全消失，直到3月26日北京再次确认疫情。
3月26日 中共媒体沉默1个月多后，官方再次公开广东疫情，宣布有792个得病，31人不治死亡。这是一个月以前向公开的死亡人数的六倍多。
二、两种新闻控制，同一目的，不同手段,无关新闻改革
对于这广东第一批的报道，有人以为这是广州新闻媒体自觉冲击中共的传统新闻管制，这其实完全是一种误解。这次冲突的本质是广州市政府官僚与省委宣传部官僚间的危机处理手段的不同所致。广东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共既定宣传纪律，认为应该完全彻底地掩盖重大疫情，而广州市委则认为在互联网，手机的讯息渠道冲击下，简单的封锁将会使中共失去对舆论的有效影响力，只有让官方控制的传媒主动出击，正面回应，才能夺回信息渠道控制权，从而更有利于控制资讯以有利官方的方式传导。这就是中共舆论导向理论的实践运用。正如做广告不能将整份媒体做成商品海报，那样根本没人看，等于放弃了广告，必须登一些吸引读者的文章，然后版面上插放广告，才有广告效果，这其实是很浅显的新闻与广告传播道理。
但是，两种新闻控制方式，在本质都决不是要要让民众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事实上，正是第二种手段，更为有效的欺骗了中国民众乃至世界舆论。从2月13日以后，在大量的媒体所谓正面报道下，民众都以为瘟疫真的被控制了，就连香港这样对中国知根知底的社会，都被中共的“开放报道“骗个结结实实，以为万事大吉了！
而中国的瘟疫，正是在此后传向世界各地的。2月21日，当中国所有的媒体成功地将瘟疫从人民的印象上抹去后，一位广州中山医学院的染疫教授前往香港，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将瘟役同时传染1个香港访客，3个新加坡游客，2个加拿大游客，自此三个国家地区仍至全世界深陷瘟疫。
而在这些瘟疫走进世界的过程中，在中国也丝毫没有减弱传染势头。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从2月9日到28日，短短19天中，从305例增到792例，广东省的病例增加到260％，而所有的官方媒体，即使在11－18日所谓的开放报道期间，也只是重复2日11日官方唯一的疫情公告，对瘟疫的迅速增长不漏半点口风。中共对媒体的高效控制，由此可见一斑！
中宣部最为无耻也最为大胆的做法是，在4月初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将这第一批广东地方官操控的误导新闻作成报道文集，企图以此向海外媒体证明，中共从来没有控制媒体报道。
真实的新闻自由，是来自产权独立于政府的媒体，同时有独立的新闻法规保护，有独立的社会团体提供可信的资讯，而这些基本条件，中国完全不具备，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有的新闻改革都将变味，都只能是增强官方对舆论的控制与欺骗。
这种有限度的控制报道，对舆论的误导，有时比不报道还要更恶毒。因为它通过半真半假的报道，完全控制了舆论,掩盖了实情。
三、SARS病源扑朔迷离，世卫医生也成中共傀儡喉舌
在世界各国，SARS的病源大多是清清楚楚地，比如前面提到新加坡，加拿大都可以准确地追溯到几个游客身上，只有在中国，至今5个多月了，真正的病源却搞不清，不要说象国外那样精确到一个酒店，哪怕是精确到一个地区都做不到。
在中国，省府辖地市政府，地市级下辖数个市县。而中共连现在病源是起于河源地区，还是佛山地区，都说不清楚！熟读中文媒体的，都看到最早的起源是广东河源地区，但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通告与各国的英文媒体报道，却多次指向佛山。佛山在广州的西面，辖有佛山市，顺德市等2区2市，河源在广东东北面，辖有源城，连平等数县，2个地级市中间还隔着广州，惠州两个大城市，相距数百里，根本就没有接壤，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
广东省行政区划地图：
http://www.palmsoft.com.cn/RoadFinder/cs/docs/html/GuangDong_cs.htm
世卫专家专程到广东就是查病源的，可是在广东呆了一个多星期，他们到底查到了什么？！他们虽然傻乎乎地被骗到佛山去，但恐怕连佛山与河源2个相距数百里的地区都没有区分清楚，看几张拼凑的医院简报，见到一个中共安排的所谓第一个病人，就匆匆飞回北京，开始宣传广东的治疗非常有效了。而实际上真正查找病源的任务根本在这几个白痴医生手上毫无进展！难怪上海市政府一边欺骗世界说一个外籍病人都没有，一边主动地，迫不及待要请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也去上海看看，帮助上海圆谎。
中共欺骗几个洋人不过是小菜一碟：图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新闻发布会
四、改进舆论控制，消除蒋大夫影响，中共巧推钟南山
纽约时报记者JOSEPH KAHN 4月13日发自中国广州的报导(标题为China Discovers Medical Secrecy Is Expensive)，文中提到：有一些征兆可以看出中国开始吸取这次的教训。 北京，在延宕多时之后，上周终于允许世卫医生访问广州。 世卫医生接触到了广州有关SARS的医疗纪录， 这些记录在这之前被列为国家机密。 他们也拜访了医院，以测试广州统计疾病传播的可靠度。
其实自江泽民执政以来，外界这种对中共的善良但是错误的政治推测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但是无情的事实总是要给予这种善意以猛烈打击。
中共在SARS病源地这一最基本问题上持续掩盖，在广交会等重大经济新闻上持续播报假新闻，证明了这个制度的本质，无论是宣传制度，医疗制度，统计制度，从来就没有本质的改进。
人们将会看到的，只是技巧更为高超的掩盖。比如当第一个中国军医蒋谚永大夫出来证实了卫生部长张文康撒谎后，中共立即也推出自已的御用医生，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假意将控制疫情改成有效抑制，结果就将海外媒体的注意力从蒋谚永转到钟南山身上，以为钟也是一个勇敢站出来说真话的专家，媒体纷纷打电话给钟，钟就可以借此机会，作出有利于中共的误导宣传了。其实如果大家去看2月11日广东省的唯一一次记者会，正是这个钟南山代表官方欺骗全国人民，说这个瘟疫无足轻重，不必担心的。
钟南山为中共巧妙宣传
中共这种控制舆论的技俩，对于熟悉中共政情的人，应是屡见不鲜的了。
五、中共大陆疫情被动跟随香港疫情数字
如果认真地看中共方面的疫情公告，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大陆的数字，永远是比香港高一点，因为香港是一个媒体较为自由的地区，无法控制疫情数字，所以大陆不得不随着香港的数字，而被迫公开增加一点点疫情数字，中共仍希望保住香港这只会下金蛋的鸡，不希望香港成为世界最大的疫区。可以说，如果没有香港自由媒体的带动，中共的官方数字，可能永远就停在2月11月的305例上。
而即使有香港媒体的拱动，中共对大陆真实数字的掩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