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和出国沾边，还是在我根本没想到出国的时候。
那是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还在农村插队的我，当然想到这是一条可以离开广阔天地的生路。便机不可失地抓住了这线生命生机，准备参加高考。可怜我是７７年高中毕业，中学是在开门办学中度过的，具体地说，物理课由工业基础知识代替（简称工基），学的是如何开拖拉机；化学课由农业基础知识代替（简称农基），要掌握的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高中甚至有个学期，全班女生到医院学医，学打针、学包扎，为的是当赤脚医生。这样，中学毕业，也就名正言顺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这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时候，我最盼望的是，不要到水田种水稻，怕蚂蟥。最低目标，在农村当上民办教师，最高目标，离开农村，回城当工人。
不想，真的可以上大学了，我马上重新制定目标，最低目标，地区师专，最高目标，镇江农机学院（以为接受过再教育的人优先）。因为，对我来说，准备考试，并非复习功课，而是重新学习，那是太多的课程。所以，我第一年参加考试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第二年我到我姨所在的镇中学参加补习班，由于想上大学动力巨大（离开农村），用功勤奋不在话下，我姨是物理老师，对我是小灶辅导。当时还有语文竹老师，对我也十分欣赏，说我脑袋机灵得就象男孩子，并说我一定要报厦门大学物理系（竹老师对厦门大学是情有独钟），要不然，那儿会有一个位置空着。所以在最高目标之上，填了厦门大学物理系，加上农机学院和师专，就是当时的三个志愿。
高考时我竞技状态好的不得了，超水平发挥，考出了我插队县的第一名，专区的第三名，第一志愿当然如愿以偿。感谢我姨的小灶辅导，感谢竹老师的辅导加鼓舞，感谢镇中学搞一天一个模拟考试。
超水平发挥之后最大的后果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水平，那年厦门大学物理系平均分比北大还高（因为福建高考模拟考试搞得好），我在众多强手面前，不但没有最早交卷得最高分，甚至根本不再领先。正在我想不通之际，被告知，我是我们省在高考后就定下的出国人员，到什么国家还不知道。
稀里糊涂地出国离我又很远，好在我根本就没想到出国，那些年在国内读大学，还是很风光的。沐浴在科学的春天，想的是攀登科学高峰，胸前一小小的白校徽，人人都会夸你有出息。
毕业之后，分配在合肥工大物理系教书，直觉得离攀登科学高峰越来越远。可周围却有人在悄悄地出国，那出国的人远比戴校徽有出息多了，攀登科学高峰似乎要到美国这样先进国家才行。不过，我还是没有把出国和我联系起来，没有海外亲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英语不怎么好也是一个原因。
那时看福建同事Ｗ抱着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经常问：你可以听懂收音机里的叽哩呱啦？Ｗ有个舅舅在台湾，他妈妈希望他到美国去，反正有舅舅。Ｗ考托福一次又一次，脸是瘦了一圈又一圈，两年还是三年之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到了美国。与此同时，隔壁宿舍还有福建人Ｌ，我们只知道她的男朋友在美国。一天她因为到美国拒签嚎啕大哭，说：“我看球赛都向着美国，早已把美国当作第二故乡了，根本就没想到到第二故乡还会遭到拒绝。”我们看她痛苦的不行，想安慰又不知说什么，总不能说，美国人不让你把美国当第二故乡，安徽人们可是热烈欢迎我们，就把合肥当成第二故乡吧。我们心里想：她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她是属于美国的。果然，不久，见到她满面笑容，Ｌ终于可以投到美国的怀抱了。
尽管当时有人悄悄出国，可大队人马忙的还是考研究生，虽然当时有人戏称研究生是“烟酒生”，可考上研究生是把一大批本科生甩在身后的本事，在合肥就近水楼台考中国科大。上研究生之前，有个本系同事要到美国去，因为她男朋友（和我一个教研室），已经先行一步。临行前，请同事到家吃饺子，热腾腾的饺子和满满一桌菜，透露出满心喜悦。我突然觉得出国对我来说：不应该是遥远不及的事，既然潮流赶了一拨又一拨。上大学了，考研究生了，接下来该是出国了吧。
那年是１９８６年，我没有很快地化心动为行动。我既没有舅舅也没有男朋友在国外，光那考试的美元就让我止步。再说，我所知道的人们出国，都是个别偶然现象，很难能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努力。那时，出国还没形成潮流，出国梦也就做得有一茬没一茬的。记得在科大读书时，有人问，想不想出国啊，想啊。怎么没有行动啊，没有人啊。那就去闯啊，不知道如何闯啊。问话人最后说：你出国是想等到天上掉馅饼啊！
结果，馅饼没掉下来，我在北京经历了六四。这一事件，使我真正动了起来，厚着脸皮找人要美元，考什么托福纪阿姨。那时周围人问得最多的是：“出去了没有？”，“什么时候走的？”，那架势象是只有出去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获得自由，至于怎么出去，出去学什么，都是手段问题，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
还有让人费解的是：那些获得自由的人，很快地忘记了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羡慕得白天都在作出国梦。
九十年代初，我拿到德国奖学金，阴差阳错地来到德国，还以为这儿只是中转站，却又一次阴差阳错地留了下来。这时候，又开始了回国潮。我有时会有气无力地问自己，还赶不赶潮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