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玄说，如果我们作一个比较的话，这次事件与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相类似。问题是中共按照苏联共产党的老制度所遗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改善。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很久，但是碰到这种不想公开的事情，还是按照老的制度和心态处理问题。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刚好发生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共处于换届时期，戈氏想以改革开放把整个苏共体制改变。但是没有一个下手的地方。切尔诺贝利事件影响到西欧，对苏联隐瞒实情感到非常不满。更重要的是苏共内部赞成改革开放的一批人与官僚体制和旧的意识形态斗争时给戈氏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苏联自己的人民知道这个体制是运行不下去的。
孟玄认为，这样的好处在于它不是在政治上直接攻击这个体制，而是以人祸来证明这个体制是不能在现实世界中生存的。中国与当年苏联还有不同。苏联当年开放太快了，中国改革开放时间拖得长一点，已经有20多年，但在军事、卫生等不想开放的地方仍然用老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官僚体系运作。然而这次全世界的压力压给中国，使它知道不能够遮掩下去。下台的两个人等于是弃车保帅，是否就能满足政治浪潮，使人觉得有人负责了，孟玄觉得不见得。因为像这样的体制最脆弱的时候是老百姓开始不怕的时候。姓蒋的医生是军队医院的，他居然向外界公开实情，共产体制下的人不敢去惩罚他，这就表示整个运行就有问题了。
孟玄说，大家第一个就会问，为什么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不出来，担负这个责任？到现在为止北京市市长不是政治局的，北京市委是真正负责的。张文康是技术官僚，他是管理技术的。那么政治责任应该谁来承担？广东省是疫情发源地，去年11月就出来了，为什么张德江不负这个责任？第二个，人们要进一步问，究竟如何处理的？老百姓有权力要求知道，既然已经有人下台了，就表明其中有错误，不能下台就完了，要把原因和经过讲出来。如果广东的人不下台的话，也要把处理的经过讲出来。这样一层层追究下去，这个问题就不会就此打住。
孟玄认为，还有人大的问题。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当初为了开好两会，把疫情压下去了，北京市长得负责任。但是人大是监督机构，如何监督的？现在两个部长级人物已经下台，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已经是很少这么明快地有人出来负责，但是压力不同了，全世界都在评论形像的好坏，在里面的人有这样的胆量，可以要求解释从去年11月到如今张文康究竟是如何处理的。孟玄不认为这两个人下台了，就会把这个事情压住，反而刺激了医生们学习蒋医生。因为这也是一个出名的机会。以后遇到类似事情，底下的人就不会为了团结安定去压这个事情。现在北京拿这两个人作祭品，是否能够把这个事情压过去，孟玄认为不一定，有可能有人胆子更大，要求知道广东北京是如何处理的。体制显示出来的问题在哪里。
孟玄说，如果胡锦涛和温家宝是聪明人的话，就象戈尔巴乔夫当年，可以借用这股力量，把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搞得好的话，会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当年那次事件对于戈氏改革就是非常大的帮助。
孟玄认为，国际卫生组织说，如果一开始就报的话，控制起来就容易得多。然而真正触动当局的是经济利益的损失太大了。香港现在经济状况很糟，没有人愿意去，如果中国大陆所有的数字都是不可信的，也没有人敢去，吴仪好几个国事访问都取消了。现在国际上对中共整个系统都不信任，这个损害就太严重了。它要作出过度反应。如果不是经济上产生这么大的压力，也不会有这个行动的。
孟玄说，这次国际上的批评是六四以来前所未有的，而六四可以挡在外面，而这次中共太被动了，再这样处理，对外对内都不能交代。张文康第一次出面说话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公开了，但是现在发现他那个说法仍然是假的。他一步步被逼到非得把这两个人拿出来作祭品，可是这两个人仍然不是政治决策人。大家会问更高的人是谁？不相信孟学农自己敢于做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