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二十二日发表文章说，但作为共产党的忠诚干部，他一直把他的厌恶保持在公共领域之外。国家通常很快严厉惩罚公开批评。
今年四月三日，这名七十二岁、半退休的外科医生看到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全国电视上报告北京只有十二名非典型肺炎(SARS)。他根据第一手资料知道SARS患病人数实际上要高得多，这次他不再沉默。
他在四月四日给国家电视台写的一封信上说，“我简直不相信我所看到的。所有看到昨天新闻的医生和护士都很愤怒。”但他最强烈的语言都留给来自军医的卫生部长：“张文康丧失了一个医生的最基本道德：诚实。”
国家电视台从来没有报导他的信，但华尔街日报和其它外国新闻媒体获得了他的信复印件。
蒋彦永出于良心而暴露的事实引起一系列事件，以星期天包括卫生部长在内的中国两名高官下台而达到高潮。蒋彦永说，“我看了电视宣布”撤销他们，政府现在已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蒋彦永虽然没有引起人头落地，但他的信对于揭开真实的盖子是个关键杠杆。世界卫生组织视察员根据引用蒋的信延长在北京的旅行，检查他说隐瞒疫情的医院。
上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信息证实他的说法，对北京发出屈辱性的公开指责，批评北京官员淡化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北京调查组负责人James Maguire说，蒋彦永的估计同他们所听说的情况一致。
中国SARS疫情实况得以曝光，或许并非拜蒋彦永一人之力，但他的信确实是揭露事实的关键。蒋彦永说，他该说的都说了，如今不想再引发外界关注。
事实上，蒋彦永自从那封揭发实情的公开信上了外国媒体，便遭到当局监视，医院方面也警告他勿与外国媒体交谈，解放军刊物则撰文抨击。蒋彦永之女蒋瑞(译音)说，她父亲的动机很简单，“他不是想让中国丢脸，只是认为自己有机会救人”。
银行家之子蒋彦永来自上海，少年时期更感兴趣的是篮球和排球，但看到他的姨妈由于肺结核而倒下之后就决心成为医生。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掌权时他是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生，稍后毕业于由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在中国创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原任职于北京三○一军医院，文革时因出身富裕以及亲戚蒋彦士为台湾国民党要员而遭下放劳改，就在青藏高原期间，蒋彦永也经常为周围的人治病，并为一名产后大出血的藏族妇女输血而挽救了她的生命。
一九七二年重返三○一军医院，蒋彦永八十年代出任外科部主任，曾经为高级官员和普通平民动手术治疗癌症，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赢得“清廉医生”美誉。面对天安门镇压，蒋彦永和其它许多中国人一样感到震惊，但都不出声回去工作。
蒋彦永约十年前退休，如今仍在三○一军医院看诊与指导后进。但他的半退休生活今年三月初被打乱：一名来自山西的病人到三○一医院诊治严重肺炎。由妻子陪同的那个病人很快被转到专门处理传染病的三○二医院。病人和妻子都死了，三○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病倒了。
广东省也发生同样的情况。但由于政府新闻封锁，很多人都不是知道SARS问题，SARS很快蔓延到蒋彦永所在的三○一医院。四月三日，张文康声称北京只有十二例SARS的时候，蒋彦永再也无法忍耐。他第二天给报导卫生节目的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写信，又把信寄到香港凤凰卫视。但这些电视都压下他的信不发，而外国媒体报导了他信中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