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报道的情况看，如果我们严格按照无罪推定原则，那么收容孙志刚的警察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他们是不是确定的罪犯，我们还不能下百分之百的结论，但是从一个正常人基本的逻辑来判断，警察无论如何是脱不了干系的，像报道中广州市民政局事务处处长谢志棠那样说话；“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把握可以保证，收容站里是不会打人的。”这是毫不负责任的虚张声势。对于广州市公安系统来讲，现在的首要事情就是尽快将涉嫌殴打孙志刚致死的警察依法拘留起来，立刻调查事件的真相。
像孙志刚之死这样的惨剧，在中国恐怕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早在两年前的2000年7月28日，事发地点还是在广州，《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在报道时间上只差两天，就报道过那起令人发指的苏萍被轮奸案，受害人苏萍也是被警察作为所谓“盲流”收容。2002年5月23日《南方周末》的报道《“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的程树良之死，警察以嫖娼为由非法限制一位回乡奔丧的教授程树良的人身自由，随之不明不白的死亡。而就在上个月的2003年3月10日媒体再次惊暴一位叫黄秋香的女孩，在湘潭被警察以卖淫为由收容毒打，因为投诉而被再度拘留，至今人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可笑的是大量案件包括孙志刚之死案，我们不是因为职业病的严谨只能说这些警察“涉嫌”犯罪，而是因为司法机关怠惰司法，不予调查，不予追究，不予起诉，不予审判，以致这些警察永远都只是涉嫌。至今只有2000年6月份河北霸州恶警杜书贵开枪杀人和同年7月份河南禹州恶警刘德周开枪杀人事件最后以恶警被判处死刑了结。
上述事件只不过是警察涉嫌(又是涉嫌)犯罪严重侵害人权的冰山之一角，只是千千万万被侮辱者、被损害者人权事件中的沧海一粟，将谴责的唾沫吐向那些丧尽天良的人已经不解决问题了，因为这一切令人发指(说到这里我感到了汉语的贫乏，我甚至找不出更丰富的词来表达这种愤怒)的事件都指向了收容审查制度，指向暂住证制度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例如关于打击卖淫部分)，还指向暂时被遗忘的劳动教养制度。
在一个全民崇尚法治的时代，人们尤其是政府必须清楚，所谓法治必须是良法之治，没有良法就没有法治，而现在这些警察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就是因为有恶法支撑他们的恶行，这些恶法给他们提供了随意侵害人权的“合法性”基础。没有人天生就是天使，也没有人天生就是恶魔，一个好的制度能够制约恶魔的恶行，并且最终逐步将其塑造成天使，即使成不了天使，也至少不再做恶魔。而一个坏的制度就是将恶魔变得更恶，将天使拉进地狱，助恶魔为虐，并最终成为恶魔，在这种制度下，最好的执行者就是不作恶。所谓良法，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就是符合基本的人性，符合人最基本的良心，例如法律如果规定强壮的人可以随便杀害弱小的人就是恶法，这样的法没有任何效力，这样的法是犯罪而不是法律，即所谓恶法非法。
《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只有法律才可以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但是一些非法律的行政规范、地方性法规里甚至一些效力位阶最低的土政策里都充斥着警察可以随便剥夺人身自由的规定。我们已经无需再去写文章具体论证这些制度的非人道与恶法性质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问题需要搞法律的专业学人来批判实在是中国法学的耻辱，因为如此常识性的人权问题早应该不再是法律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