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迅猛发展的疫情已经给中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旅游停顿、商业萧条、出口下降、外资裹足不前、对外交往削弱、国际威信受损。
从事态发生的突然性和灾难性来看，这场战争几乎可以和美国的九一一事件相比。因为它来势凶猛，损失惨重，看不到敌人，摸不透敌情，防不胜防，缺乏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难以预测战争的后果。
一个看上去"经济繁荣"，"民生改善"，标榜"太平盛世"的中国，怎么会忽然遭受这样一场空前的灾难，出现商业萧条，街头冷落，安全难保，人人自危的局面？
如果从一开始就对病人进行认真隔离和严格控制疫情，不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但当事者的无知、隐瞒和失职，使事态失控，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危机。由于真相不明，现在还不能判断究竟是高层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下令封锁有关疫情的信息，还是具体主管部门出于私利有意隐瞒疫情，从而失去了在起始阶段控制疫情的时机。但从中国当局的传统政策来看，报喜不报忧是当局所确立的新闻报道原则。
据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界的头号领导人，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透露，中共高层曾当面向他下达过“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的指示，主张既要有新闻和旧闻，更要有“无闻”，也就是“凡符合人民利益”的就报道，“凡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就不报道。
几十年来，中国不仅对党内权力斗争和中国权力运作的内幕真相讳莫如深，而且连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也不让公开报道。1979年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几万人，惨不忍睹。但当时四人帮忙于篡党夺权，竟然封锁地震的真相，宣扬不能让自然灾害压倒阶级斗争，还把明明是八点二的震级隐瞒为七点八级，以阻止联合国前来进行调查和援助。这种出于让新闻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随意封锁事实真相的行为，后来并未根本改变。已被撤职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即使隐瞒疫情，也可以号称是为了顾全大局，在全国人大期间保持太平盛世而使新闻成为“不闻”。但究竟这种做法是符合还是有害于人民利益，会给为政者带来甚么后果，弊端的源头在上还是在下，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吗。
沙斯疫情的蔓延，也说明虽然中国已经参加WTO，在经济上与国际接轨，但当政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封闭时代，以为中国的事情与世界无关，可以我行我素，一切都按老规矩办。但今天是信息时代，政策可以封闭，信息无法封闭，疫情更无法封闭。实际上是越封闭越糟糕，等到你发现沙斯的疫情在全世界扩散，受害者越来越广，对中国的指责越来越多，中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怀疑的时候，你再要设法补救就为时已晚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过去的情况，中国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和灾难，总是会牵连到政治。尽管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还不清楚，但四月以来的事实似乎表明，高层对此有急于行动和保持观望的两种不同态度。如果这并非职务分工，而是对形势评估和对策选择的不同反应，那它对中国未来政局的影响，恐怕就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