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力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各大发电集团公司都希望通过股票上市、企业兼并、资产重组及结构优化来增强竞争能力。与此同时，争抢资源，瓜分地盘及经营多元化无疑是使企业做大的重要手段。除三峡总公司外，四大发电巨头均以经营火电为主。抢滩西南诸河的水电资源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使他们有机会增加装机容量的水电份额。尽管水电开发投资大，造价高，周期长，但具有发电成本低的优势，更具有“清洁能源”的美名。后者常常被电业公司用来与中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更可以让公众相信他们均为对环境友好的集团公司，正象三峡总公司常常所做的那样。
遗憾的是，三峡总公司在善待环境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三峡总公司集中了太多精力在“坝”本身而对“库” 的问题基本上是漠不关心。三峡总公司懒得去管蓄水后水流是否减缓，也不想过多考虑巫峡的泡沫带或是涪陵的黑色瀑布，也没精力去操心环保人士最为担忧的下闸蓄水后长江的水质问题及库区消落带的生态问题。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如何让长江电力尽快上市，如何设法为三峡和金沙江弄到更多经费，如何用“泥沙威胁论” 说服中央政府继续支持金沙江上四个巨坝的开工建设。
三峡总公司已经开始它的战略转移。正如近期《 21世纪经济报导》所指出的，总公司高层已经意识到三峡完工后技术队伍与建设大军何去何从的问题。对三峡总公司的所有员工而言，这是一个生计问题，饭碗问题，也可以说是个要命的问题。看一看当前国内有多少人失业就可以体会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其实这个问题在葛洲坝完成后就出现过。笔者数年前在三峡作调查时，曾与葛洲坝公司的一位年轻员工同住宜昌葛洲坝工程学院的招待所，他说他好感谢李鹏，好幸运碰上有三峡工程，否则他们夫妻双双都要失业。我知道他讲的全是实话，我知道他对李鹏的感激绝非虚言，从他那虔诚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我那时也就意识到这个工程对与之相关的某些人是多么重要。 如果说三峡工程上马救了葛洲坝公司及其员工的话，那么现在轮到金沙江来救三峡了。我一点都不怀疑三峡建设者 ─他们称自己为三峡人─对开发金沙江的热情与执着。
三峡总公司宣传与舆论的重点也开始转移了。以前说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如何了得如何不可替代，现在说溪落渡大坝的拦沙作用是何等重要并不可缺少。 有专家甚至警告说，没有溪落渡和向家坝在上游拦沙，用不了几年三峡水库就会淤满。令人奇怪的是，当初进行三峡可行性论证时，没有任何人提到金沙江，也无人高瞻远瞩地将三峡与溪落渡或向家坝联系起来。当时如果有人问到水库泥沙或淤积问题，专家组成员马上用“蓄清排浑”将你挡回去。如果有人进一步问到如何处理砾石和粗沙的问题，专家就会假装没听见，或是转移话题将你打发掉。
我们十分担心的是，在当前对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金沙江开发计划的潜在问题更无法预测。唯一比较清晰的图景是长江干流不仅有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将会有溪落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等一连串的大兄小弟。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势必被一步步地截断并严重分隔。有人形容说去年三峡大坝的二次截流是对长江的 “结扎”，那么这一回就可以称得上是“肢解”了。一条天然的河流将变成一个个盛满泥沙的毫无生机的水库的串联，就象北京城的风味小吃冰糖葫芦似的。由各种自然力相互作用多少年而生成的生命之源在人的作用下将不再自然奔流，汹涌澎湃，引发了无数诗情画意的壮丽长江从此将会失去生命的色彩与活力。
其它诸河如怒江、岷江、澜沧江（湄公河）等等似乎也难逃脱类似的命运。
去年十月，戴晴在澳大利亚世界河流节的演讲时指出，在中国，“三峡工程在中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被损毁的长江不是第一条，也不是最后一条；受到损害的百姓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君不见，那些专横、贪婪的政客商人，为三峡工程推进的模式所鼓励，正把手伸向黑龙江、鸭绿江、嫩江、怒江、岷江、澜沧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 眼下发生的一切都被戴晴不幸而言中。
任何工程开发项目都有得者和失者。当北京人还沉浸在申奥成功的欢乐之中时，不几天就开始为自家四合院的强制撤除而痛心疾首；上海人则在欢呼申博成功的同时，已经在忧心他们的祖居和生意门面会不会受到旧城改造计划的影响。
十年前，许多三峡移民也为三峡上马而欢欣鼓舞，不少朴实的农民企盼他们脱贫致富的愿望能够梦想成真。十年后，三峡移民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想三峡，盼三峡，三峡 (工程) 来了还种田！”“想三峡，念三峡，三峡来了还是冒得 (没有) 钱！”
电业巨头的盛宴是中国河流的不幸与悲哀，也是自然环境的灾难和水库移民的恶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