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当局首次隐瞒是在疫情爆发初期至二月十二日为止的第一阶段。春节后，省内的“非典”个案已明显增加，但当地宣传部门禁止媒体报道，“掩耳盗铃”的结果是疫情透过手机短讯恐慌性地散播开去，市面人心惶惶，民众抢购白醋及板兰根。当局在社会危机爆发后，才匆忙出来“辟谣”，并向省内传媒开禁，但有限的新闻自由只是昙花一现，当地传媒的疫情报道在热闹了三、五天后，再被当局戴上政治口罩，而且一戴便是个几月。当地新闻界复归沉默，其后果又比第一次更为严重，因为在二月十三日当局的记者会上，有关官员曾誓信旦旦的表示：广东的疫情已受到控制，新发病例明显减少。事后证明，广东当局欺骗了全世界。
由于广东传媒再度掩口，而境外传媒又未能突破当局的消息封锁，因此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下旬的四十多天里，外界对广东的疫情蔓延一无所知，不少人还真的以为情况已受到控制。但事实上，这段时间新增个案比“辟谣”前更多，处于爆发的高峰期。香港特区政府在当地疫情爆发初期掉以轻心，既有官僚主义的因素，但对广东疫情一无所知恐怕亦是重要原因。广东的隐瞒导致了香港未能及时作出高度的戒备，而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的都市，未能及时控制疫情，则导致了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受到伤害。
期间，广东并非没有良心媒体，《南方都市报》便曾在全国“两会”初期犯禁作出报道，但被地方政府认为是“添乱”，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更龙颜大怒，甚至以极为情绪化的语气贬损该报：“我在浙江时便很讨厌这份报纸了”、“从未见过如此办报的”。在中国，省委书记俨如一省之“皇帝”，张龙颜大怒的结果便是《南方都市报》遭到严厉的整肃，该报一些人的命运因此而逆转。在封建社会，兴文字狱尚且要奏报朝廷，但在现代中国，一个省委书记要整垮一个新闻工作者，竟然可以轻易到如摁死一只蚂蚁。
令人担心的是，张德江在中共的体制内，被视为“年轻有为”的官僚，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中共第五代的核心人物，但如此专横僵化无知，如何教人不为今后的广东，不为今后的中国而担心呢？不过想深一层，我们便会发觉在今次“非典”疫情中所暴露出来已不仅是几个官僚的问题，而是中共整个官僚体系的问题，和孟学农、张德江等流着同样血液的官员上千上万，“病毒”已经深深地隐藏在他们的血液中，一有机会便会以不同的形式发作出来。
令人震惊的是，即便在连中南海都意识到各地隐瞒疫情会酿成重大危机以后，张德江等广东高官仍未作出认真的反省，省委宣传部在世卫专家到当地调查时，依然向媒体下达报喜不报忧的指引，例如：世卫专家赞扬的话，要上头版以大标题处理，而批评的则省略或一笔带过；而对广交会的报道，当地的媒体亦被迫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明明是受“非典”影响，展馆门可罗雀，却说成是一片热闹，来参加的外商都觉得广州很安全云云，这样的虚假报道与境外传媒的说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更为恶劣的是，最近，在广东隐瞒“非典”疫情中难辞其咎的张德江竟然利用香港一份左派报章为其涂脂抹粉，大篇幅地渲染什么“张德江铁腕抗炎”，究竟是“铁腕抗炎”还“铁腕隐瞒”？如果世人就今次的“非典”灾难设立国际法庭的话，作为广东“皇帝”的张德江又该当何罪呢？
我们明白，人非神圣，因此都会犯错，但犯错有无心之失或明知故犯之分，广东当局一犯再犯的是“故意隐瞒”，一种给全世界带来灾难的错误。在张德江等公开向世人道歉之前，将会不断的遭到国内外的舆论审判。从即日起，广东的官僚体系便应以一种救赎的精神去为世人做一些好事，不但努力控制好省内的疫情，而且还要组织医疗力量认真查找病源。
据报道，广东去年确认的第一例“非典”病人是一间野味餐馆的厨师，他有可能是在处理穿山甲时弄伤手指而被冠状病毒入侵的，最近香港及世卫的研究成果亦显示“非典”的元凶病毒可能来自一些尚未查出的动物，联想到广东人什么野味都敢吃的陋习，令人怀疑疫症也许与此有关。广东当局应立即在全省的野味店及菜市场抽取环境样本，追查变种冠状病毒之源，这是向世人谢罪的最好方式。
（原载五月五日出版《亚洲周刊》新思维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