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玄：军政权力二元化及其潜在危机 萨斯背后的制度缺陷

在中共这次应付萨斯疫情危机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中共军方在这次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中一直只作壁上观，几乎毫无作为？直到官方正式承认萨斯疫情之后近一个月，中共军方才在外界的压力下才有所动作，而且仅限于北京。军方所派出的一千二百名医护人员，对有一万多人被隔离，有数千名病人和疑似病人的北京疫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不仅如此，北京的萨斯疫情发展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北京的军队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北京的军队医院却始终自立政府的医疗体系之外。政府系统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分别因为早期瞒报萨斯疫情被免职，而三○一医院在严重瞒报疫情遭到蒋彦永大夫揭露之后，军队及该医院主管却无人遭到处罚。当中国大陆全民抗击非典的时候，军委在此时此刻的最大任务，居然是组织将士们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军委的负责人最近讲话，都只提“坚决听从江主席的号令”。

　　中共军队除拥兵二百五十万外，还拥有最发达的医疗急救系统和强大的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如果军方能够参与处理萨斯疫情，他们将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军方置身事外

　　如果由军方工程兵和军方的战地救护系统来搭建大规模的临时野战医院用于收治萨斯病患者，不仅能够避免扰民，也能检验军方救护系统适应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最近几天，北京市当局征用大量的民用医疗设施、宾馆酒店、甚至风景旅游点来收治和隔离萨斯疫情受害者，但是却未见征用设在北京的数十家军方医院。

　　中共军方也需要萨斯疫区这个战场去操演其医疗人员的动员力和技术，特别是提高其应付生化战能力，检验军方设备能否应付一场大型战争的需要。

　　从横向比较看，台湾发生疫情不久，当局就准备动员防化兵参与应付危机，而中共军方中的防化兵至今没有露面，而且没有将会露面的迹象。如果由共军的防化兵来参与北京的隔离与消毒，不仅事半功倍，而且对防化兵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实战演习的机会。

　　从纵向比较看，在五年前的洪灾中，军方倾尽全力，出动数十万人，负责对险堤严防死守，军方在这次抗击萨斯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比在一九九八年抗击洪水的作用中大得多，在抗炎大战中，解放军绝对可以扮演一个比九八年抗洪时更重要的角色。中共军队在九八年洪灾和这次萨斯疫情中的表现有如此之大的反差，究竟是因为什□缘故呢？

党指挥不了枪

　　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负责在第一线处理萨斯疫情的胡锦涛、温家宝完全没有军事指挥权，而牢牢捏紧军事大权的江泽民又远远地躲在上海，没有丝毫打算放权的迹象。从深层次来分析，这是由于中共体制中军事权力与政府权力的二元化造成的，按照中共目前的内部权力结构，军事指挥权属于江泽民，而本人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另一方面，胡锦涛作为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拥有党政最高职务，却没有丝毫的军事指挥权，徒有军委副主席的空名，结果，需要因政务而动员军权的胡锦涛温家宝没有军权，而垄断军权的江泽民又不负责政务。

　　由于这样的军政二元化，中共国家与党的最高领导人无权指挥军队。胡锦涛指挥不动军委，温家宝指挥不动国防部，北京市政府无法管理军医院，所有解放军、所有解放军的军医院，均听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而江泽民为了牢牢把握手中的军权，又根本无意与政府系统分享，没有江泽民的同意，政府系统调动不了军方的一兵一卒。

　　造成军政权力二元化的深层原因是中共的垂帘听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听政者通过占据军方来获得操控政权的权力，结果导致政权与军权的分离。“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对民主国家通行的军队国家化（即军政一体化）的背离，而垂帘听政下的军政二元化更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背离，使得中共的政治制度更加远离文明社会的准则。在目前的这种军政二元化的格局下，不是共产党和政府在指挥枪，而是一个没有任何党政职务的个人在指挥枪。

隐伏内斗危机

　　目前的这种军政二元化有几种可能的结局：一种是因听政者的亡故而回归军政一元化，像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集军政权力于一身一样；还有一种结局是执掌军权者与执掌党政权力者摊牌，后者败北，听政者任命新的前台人物，就像邓小平分别与胡耀邦、赵紫阳摊牌并任命新的接替者那样。在现行体制下，出现其它结局的可能性不大。

　　对中共而言，军政权力二元化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会增加中共高层内部的猜忌、倾轧、内斗和分化，大大降低了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使中共政权的民望进一步严重受损，导致政府无法调动军队来处理关系到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如果这一重大制度缺陷不能尽快得到修补，总有一天会为这一缺陷付出沉重的代价。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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