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惊人的颠覆，是关于李鸿章。这个历史上被定义为“崇洋媚外”、“丧权辱国”，甚至“卖国贼”、“汉奸”的“反面角色”，破天荒地受到“正面塑造”。成为高瞻远瞩、大智大勇、忧国忧民、忍辱负重的“一代新人”。这一“创举”，立即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
史载，出生于安徽合肥的李鸿章，历任晚清高官。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主办洋务，兴办近代企业，创立北洋海军，力图富国强兵。但因任“全权大臣”期间，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落下千古骂名。
诚然，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应该是一个在人格、思想、和行为上都十分复杂的人物，既往简单的历史定位可能有失偏颇。然而，突然给这个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全面平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其实，只要仔细比较晚清时代和后共时期，就不难发现，这两个相距百年的王朝，从本质到形式，都有惊人的相似。
在经济上，闭关自守达二百多年的满清专制王朝，正受到当时境外海上贸易的冲击；而上世纪末，闭关锁国达三十年的共产党独裁政权，也同样面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在政治上，满清面对的是国内外共和变革的压力；共产党则受制于海内外民主改革的呼声。其间的许多口号、事件、与人物，甚至完全可以划上等号：
晚清主导的“洋务运动”，等于后共实施的“改革开放”；
晚清国策“祖宗之法不可变”，等于后共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或“稳定压倒一切”；
晚清主张“富国强兵”和“船坚炮利”，等于后共口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军事现代化”；
晚清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于后共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外交上，晚清有“妥协求和”，故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后共有“韬光养晦”，故签《中俄边界条约》、搁置钓鱼台和南沙群岛等争端；
晚清首创“十里洋场”上海，后共炮制“经济特区”深圳；
晚清自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共吹嘘“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
失败的“八九民运”，等于流产的“戊戌变法”；
太上皇邓小平，就是当代“老佛爷”慈禧；
被软禁的赵紫阳，岂不是被软禁的光绪皇帝？
忙于媾和的李鸿章，就是到处“消气”的江泽民或者朱熔基；
如今的“太子党”，正是当年的“八旗子弟”......
的确，《走向共和》一剧中，也一反过去对“八旗子弟”骄奢淫逸、腐朽没落、临阵脱逃的记录，高调颂扬他们英勇善战和大无畏的光辉形象。看上去，恰恰是对曾庆红、王歧山等“太子党”全面接班的诠释，意味深长。
更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当初满人入关后，华夏实际上已经亡国丧国，至少要承认，满清是一个外来政权；严格地说，共产党也是一个外来政权，一个由德国人和俄国人混血的怪胎。连毛泽东都承认，他死后，是要去见马克思，而不是孔夫子。
另一方面，为李鸿章翻案，显现出江泽民正为自己身后事作铺垫。江泽民迟早有一天盖棺定论，而他本人的历史问题，成为他心上悬着的一块石头。那便是：长期只提养父，不提生父所掩盖的汉奸身世，和其本人就读于汪精卫之伪“中央大学”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正如毛泽东评《水浒》，古为今用，借钟馗打鬼，自有其目的一样，江泽民一贯醉心于满清故事，已经折射出他的真实心境。明白于此，央视为李鸿章平反，为八旗子弟翻案，甚至为整个清史翻案，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眼下，在中国御用知识界，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不是孙中山闹革命，满清通过“洋务运动”，将缓慢走向“君主立宪”，进而实现中国不流血的变革，早已迎来共和与民主。此论意在责备孙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乱了中国”。同时暗示，任由共产党统治下去，只要经济发达了，民主自然而来。此论不管是出于理想主义还是一厢情愿，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产生，每每源于旧势力的顽固。当权者如果不主动加快变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旧势力的覆亡，也将是整个社会裂变动荡的成本。
《走向共和》，由中央电视台于4月12日在黄金时段隆重推出，该时段历来以播出“弘扬主旋律”的电视剧著称，因此，《走向共和》无疑也是一部“主旋律”，其政治含义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