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是中国开放二十年来，最大的敌人，是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安全最大的威胁。
但这种对安全的威胁，不是外来的。有人认为，“非典”是珠三角不顾生态环境地快速发展经济而产生的病毒。然而，昨天笔者在本栏所引述的仲大军的意见，其实也是各国媒体的意见，都认为疫情的扩散，主要原因是政府早期的刻意隐瞒疫情。换句话说，是中共专权政治统治下，控制全国媒体，并一贯以来把任何灾难视为国家机密，正是在这种大政方针的指导下，才衍生“非典”灾难。
我们再看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以来，五十多年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和伤害，究竟有多少次是外来的伤害？有多少次是外国的军队打到中国的国土上？有多少外国的（包括台湾的）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而造成较大的伤害？有多少因为中国的国家机密被敌对国家掌握了而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真是翻看共和国的历史，怎幺数都数不出来。
对中国的伤害，绝大部份是来自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政策反复、反右、大跃进、文革，连串的运动的折腾，是对中国的伤害。而这些政治运动的发动都基于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就是为了国家安全而必须在中国内部清除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这种自我挫伤的运动的进行，又依靠对媒体的控制与对军队的控制，用中共的术语来说就是抓枪杆子和笔杆子。
从中共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来看，从“非典”疫潮的扩散来看，对中国国家安全、人民安全最大的威胁，实来自单元政治之下对国家安全的狭窄理解，认为控制了媒体、堵塞了所有在别国不视为“机密”的“国家机密”的外泄，就能维护国家安全；认为对政府的批评就是“煽动叛乱”。正是这种狭窄理解，害了中国也害了中国人民。
这种狭窄理解看来也将害及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在市民集中关注“非典”期间，要急急通过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究竟是爱国还是误国？请予深思
（苹果日报）(5/9/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