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是什么病?

2003-05-11 21:25 作者: 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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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中没有“自然”的事情。40年前,中国的媒体所以会异口同声地称呼三年大饥荒为“自然灾害”,就恰恰显示了当时社会的某一种特别的政治文化。这一次的“典”事件也是如此:即便这病毒是来自天外,既非广东人吃野物吃出来的,也非国际阴谋战略制造出来的,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还远渡重洋、繁殖于欧美各地,就还是极为触目地凸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象。当然不止是病象,还有疗救的坚决的意志,也不止是中国的,还有其他国度、甚至整个人类的病象,但是,身为中国人,我首先看到的还是自己社会的病象,是一系列来自制度、也来自精神的病象。

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决定对策的,却总是那站得比较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它通常不会先落到那些高阶位者的头上)突然发生了,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一承认了灾难,自己就要吃亏,越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和良知,住在城里的高阶位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相信自己与居低位者得失不共、于是本能地就要封锁突发灾难的消息的人,总是更容易滋生吧。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俗话亦云“屁股指挥脑袋”,广东那一位声色俱厉地指斥“谣言”的卫生厅长,还有中央那一位当众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恐怕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遵循了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来区别人我的逻辑,早已经随着各阶层生活之间的日益分化而蔓延开来。当“非典”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简单,屁股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东,与我有何相干?这样的漠然由来已久,什么煤矿的瓦斯爆炸了,什么地方“毒米”吃死了人,这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民什么时候真正激动过?知识分子中间,又有多少人(不是没有人)为这些事情持续地深思、奋力地叫喊过?一直要到“非典”在北京也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非典”不象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完了,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体对待,谁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 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它的背后,也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同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那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也在这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呢?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实之后: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一旦这样来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愤,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和这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什么是制度的病?这就是。

“非典”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 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看清楚“非典”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本能反应就是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关闭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谁能想到,在21世纪,老子式的“小国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在疫区的人,却有许多并不想做这样的“小国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非典”是免费的,就是口罩,那里的供应也最充足…… 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目前,也正是这样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胆战心惊。可以想象,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全国的许多省会上演,范围还很可能不断扩大。

从防治“非典”的大局来看,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每个人都如一棵植物原地不动,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够减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过,当人人都如此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承担的风险其实并不相同。要让人安心于“老死不相往来”,先得给他们大致相类的生活,如果你那里窗明几净、器械锃亮、医生成群,我这边却窗歪门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个社会,如果平时忽视公正、贫富悬殊,那到了危难时刻,就很难指望公众(无论贫富--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会献身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确有进步,至少许多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所谓“现代化”的标准看,是比过去明显提高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方面,社会的倾斜也逐渐加重,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上层和底层、新富人和新穷人…… 彼此的差异的扩大,真是相当惊人。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几年的不少行政决策:教育收费、乡镇“事业费”摊派、城市房价促涨、汽车和火车票提价…… 却总会令你记起古人“损不足以富有余”的警告。一面是广大乡村医疗体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却是医药费持续上涨、都市里接二连三地矗立起豪华的富人医院:这样的事情,才是破坏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现在医疗这一个领域。你是不是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制度的病?

或许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县,不就有好几位这样的官员被曝光了吗?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不是更有大批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也相信情况会是这样,真正的底层人民,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这些丢开职责、撒腿就逃的官员,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制度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会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期望: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期望似乎早已被视为愚不可及,一位相熟的美国人就曾对我说:“在美国,越是高层的人越不可信!” 尽管如此,这一次“非典”事件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颟顸和冷酷,还是令我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了“非典”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看电视实况转播,北京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就是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工人,都在力战“非典”,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问题是:这些人怎么会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教育再糟糕,也一定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关键只在社会的各种选择机制:行政官员的晋升、市场竞争的规则、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的评价,等等,能不能拔优汰劣,将这些人才挑选出来。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却是这些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150年前,龚自珍就是从人才的匮乏,觉出了满清由盛而衰的运命;100年前,章太炎更由封疆大吏的才质的一代不如一代,断言社会的崩溃不可避免。我当然愿意相信,今天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非典”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还是在“非典”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有许多事情,既是制度造成,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除了种种制度之弊的逼迫,也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也就有这样的中上层的居民,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非典”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一、 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可不要小看这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尽管他在公众场合不这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尽管嘴上还要说:“我们是朋友啦……”),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说到究竟,被崇尚实利的社会轻视的事物,决不是真的可有可无,这一次的“非典”的蔓延,就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应急机制的孱弱、医疗能力的匮乏、公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和唇齿感的淡漠了,所有这一切都以非常惨痛的方式提醒我们: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象“非典”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样防治“非典”,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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