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中国媒体的“一典两制”


有人把中国媒体称为“一典两制”:面对一个“非典” ,中国媒体在前后几个月中完全是两个面孔,两种做法,简直像两种体制。

在卫生部长张文康等被撤职,即中共高层决定重视非典之前,中国媒体对非典问题的报道方针基本是回避、隐瞒,既无公开报道,更无深入挖掘。但在中共高层做出决定之后,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电视、电台等,一下子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几乎都把非典问题作为报道重点,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深入报道,不仅对疫情的发生发展,死亡人数等及时报道,还邀请专家学者专题讨论,向大众提供防治知识等。中国媒体目前这种对非典的公开化报道,明显对控制疫情蔓延,结束这场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从目前中国媒体对非典疾病的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化报道来看,中国的新闻记者是有新闻敏感,有深入报道、挖掘重大事件的专业能力的。但为什么在非典疫情去年11月发生、蔓延的长达四个多月里,中国新闻界对此不闻不问呢?中国新闻记者的新闻敏感和专业能力,怎么在几月前就没有了呢?为什么中国媒体会“一典两制”?

这就涉及到中国新闻的根本性问题,它体现在媒体和政府的两个冲突上:一是媒体按照新闻价值取舍新闻,和政府把新闻当作宣传之间的冲突。如果说记者按新闻价值来取舍新闻体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具有“人民性”这个特点的话;那么就和党的要求、中宣部的指示所代表的“党性”发生了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明显地,在非典疫情早期发生时,中国的媒体采取的是牺牲人民性,牺牲新闻价值,来迎合、服从政府所代表的党性。

为什么新闻界一定要这么做?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冲突,即所有权的冲突。按照新闻媒体的性质,它应该是独立的,从财权、体制上都应该独立于政府。因为一切新闻的本质都是第四权,是政府和权力的监督者。但中国的媒体恰恰在所有制上是国营的,是政府的一部份;记者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国家干部。这种制度本身,就自然地扼杀了媒体的独立,使它无法从根本上抗拒政府的要求和控制。

在非典疫情过去蔓延的五个月里,如果中国的媒体不被政府控制,或者记者敢于把新闻价值、人民性放在第一位,是完全可能拿到第一手新闻,打破卫生部的信息控制的。中国政府对非典的政策改变,很大一个分水岭是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医生给美国媒体写信,反驳卫生部长张文康的谎言,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对中国政府构成某种压力。蒋彦永医生的信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中国的基层医院是有医护人员了解真实情况的;第二,他们是有勇气说出真相的。他们能给外国媒体写信,当然可能会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但现实却是,没有中国记者去基层医院挖掘新闻。同时更明显而严重的是,蒋医生的信,在中国2000多家报纸上都无法发表出来,而且好象至今也没有发表。

从中国媒体对非典疾病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再次看出中国新闻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共产党的新闻虽然历来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但每当党性和人民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是牺牲人民性来服从党性。因此,只有结束政府对新闻所有权的控制,结束这种“新闻党天下” ,才可能改变以党性扼杀人民性的新闻政策。

(自由亚洲电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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