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一”和萨斯瘟疫看美中两国的社会资本

2003-05-13 16:40 作者: 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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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普能(ROBERT PUTNAM) 出版了<<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引起了美国学术和思想界的激烈争论。普能认为,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访问美国时对为什么民主能在美国生根开花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托克维尔说美国存在着广泛的公民联合或者公民交往(CIVIC ASSOCIATION),在各个年龄、社会阶级、宗教、种族和职业区分上人们都能发现众多的民间组织。

在现代政治学的术语中,这些组织和活动所代表的人际网络、社会信任和道义规范被称为“社会资本”,它为全社会的协调和合作--政治民主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普能认为,美国赖以立国的这种社会资本近年来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一个重要例证是各种民间组织的会员和活动的大量缩减。无论普能的这个观察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这个问题的提出提醒了美国社会,尤其是在一个美国赢得冷战,成为世界唯一超强,因而更需要自我警醒的时候。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社会对“九一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发展的反应或许是对普能这个观察的一个回答。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各种民间组织和民间活动重新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人们可以听到对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宗旨的不同看法和激烈辩论,人们可以看到支持和反对战争的各种大规模运动,人们可以体会到对政府强化国内安全的喜忧参半的反应,人们可以感觉到美国上上下下对美国在当代世界上的角色和美国国内的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人们也可以发现更多的美国人在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和财力为社会服务。总之,今天的美国正在和普能所担心的那种政治冷漠现象作斗争,这说明社会资本在美国还没有到严重短缺的地步,而这次危机无疑为社会资本的扩充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九一一”为美国人衡量自己的社会资本提供了一次机会的话,那么同样作为整个民族所面临的挑战,这一次的萨斯瘟疫也是中国人衡量自己到底有多少社会资本的良机。

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指针是人际网络,即民间组织和民间活动,这在当前的中国几乎是空缺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唯一有组织的是党和政府以及他们操纵的所谓党外或者非政府组织。当然在互联网这个非传统的媒体上有知识分子以个人名义为全民族联合抗击瘟疫发出呼吁或者签署联名信,但其它社会阶层鲜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公开场合和传媒人们更听不到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对造成瘟疫流行的原因和如何控制瘟疫的措施的不同意见。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指针。由于中国是一个重要信息被政府垄断的社会,对于来自政府的信息的信任便构成了社会信任的一个基本方面。但由于政府一开始就隐瞒萨斯流传的消息,后来又强调萨斯已经得到控制,这使得本来就以腐败、专制、低效和操纵媒体著称的政府在人民中进一步丧失了信誉。在唯一可以合法传播的信息来源不值得信任的时候,各种传言、小道消息甚至谣言便取而代之。这种非正式非公开传播重要信息的方式进一步恶化了社会信任度,使得怀疑主义、无所适从和惶恐不安成为普遍的心态。

社会道义规范也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指针,而社会道义规范不仅仅指个人的道德操守,也包括个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感。蒋彦永医生的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在赢得海外一片赞誉的同时,也提醒了人们一个更严峻的事实:以大陆之大,象蒋医生这样了解真相的医务人员何止成百上千,但为什么只有极个别的人站出来批评政府隐瞒人命关天的真相呢?在和萨斯作斗争的时候,很多医生护士和医务管理人员表现出了高度的献身精神和职业道德,但和蒋彦永医生相比,他们还是在个人的、职业的和技术性的层面上为社会作贡献,而不是自觉地行使作为专业人员所应该具有的从专业角度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权利。

蒋彦永和其它医务人员在参与社会事务中的区别在中国社会道义感的衰落中很有普遍意义: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期待的道义行为也只是个人的、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很多人可以在很多具体的特定的情况下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做出奉献,但一旦涉及到政府和政治他们就会回避。对很多人来说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政治的恐惧和对后果的担忧--很多医务人员甘冒生命危险和萨斯作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是意味着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开批评政府已经从中国人的社会道义感中消失了。即使在最具有道义感和愿意为公共事务做出贡献的人那里,“政治不是自己的事”也已经成为普遍心态。这也证明了很多社会观察家已经一再指出的一个事实: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私”的领域的扩大并没有导致相应的公共领域的扩张,在社会道德领域里这就造成了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极度贫乏。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社会资本可能不是一个严重短缺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和没有的问题。或许在严格意义上,谈论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因为中国政府不但垄断组织和信息资本,甚至连道义资本都不愿意出让给社会和个人:那些层出不穷的模范共产党员和先进个人就是统治党要把个人出于道义感和职业操守作出的贡献也算到自己政治帐上的一个事例。

陈奎德先生说:“萨斯之后,中国的前景如何,取决于中国精神对这一灾难的响应。”诚哉斯言。什么是“中国精神呢”?我认为不是儒家传统,也不是共产党鼓吹的大公无私,而是切切实实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本。人们不难想象,在这次萨斯瘟疫之后,中国社会有形的物质资本--防止瘟疫的机构、训练、技术和人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而无形的社会资本只有随着一党专制的解体才有可能逐步积累起来。

作者任教于 美国南依利诺大学历史系

---《观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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