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电视上有时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好时也不排队。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不信你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做个试验：散会时不要安排专车，让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车，照样夹塞儿硬挤，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强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不是这个原因。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20年前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但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这时他们并没有现实的利益。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是，肯定会吃亏。
另一个社会模型是塞车。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其情形是，所有的车辆都放慢速度，前后保持一二十米的距离，缓缓前行。没有人往别人前边乱插。因为他们知道，前边有障碍，往前乱钻只会把事情搞坏。但中国人不然。只要有一条缝，他就要钻进去，本来别人还可以走，他一钻，大家都走不了。但对他来说，钻进来，就算都走不了，心里也安然；如果不钻进来，看着别人走，心里就难受。
这两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民族与民族的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21世纪了，我们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9寸到背投、等离子，比起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但荧屏上还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的那一套，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本谈健康的小书，一位保健专家针对中国人迅速发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现象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与中国人的“贫困基因”有关。什么是贫困基因？他解释说，在一个食物缺乏保障的环境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存储能量的人，容易捱过饥荒；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来的人就都具备了存储能量的能力，由于这是贫困的生活环境所造成，所以称之为“贫困基因”。所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贫困基因。这在食不果腹时，是生存的优势，而到了生活条件富裕之后，这种基因会使人过度存储热量，转化为脂肪，进而破坏代谢机制，引发糖尿病。统计表明，由不发达到温饱的阶段，糖尿病的发病率最高，欧洲、亚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长期贫困的生活能给人培育出“贫困基因”，那么，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即令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康干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悲惨。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干三朝。再考虑到自然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在这个苦难的生存环境里，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贱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什么财产是属于自己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种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俗语说“人有旦夕之祸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是这种境遇的写照。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听天由命、朝不虑夕、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一般捱日子。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样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还有可能苟活；犹豫一点的，顾及一点礼义尊严的，早就成了乱军囊中的人肉干。几经淘汰，恐惧就进入了先民的基因。我们今天看广东、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坚固如堡垒，这正是客家人恐惧基因的物化形态，反映出当时生存环境之残酷。
建国之后，和平与发展是基本面，但对老百姓而言，恐惧仍旧。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不从政的老百姓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批自由化，受到损害的人应以亿计。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将老百姓剥夺之彻底，历朝历代都不能比拟。59年至61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看来，不过是毛泽东要和彭德怀赌口气，本来要“纠左”的，彭一提意见，毛干脆“反右”，这一口气赌下来，不但彭德怀和一大批稍微有一点良心的官员走了背运，还连累至少2000万中国人从共和国的户籍册上被销掉。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恐惧也没有消除，只是恐惧的内容发生变化。没发财的，怕一辈子受穷；发了财的，怕政策变。更普遍的心态，是怕别人得了便宜，自己吃亏。我们坐飞机，广播说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因为大家都同样晚；但正点登机的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因为怕别人走在自己前边。落后就要吃亏，不争就要受损，这就是恐惧基因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恐惧基因与现代文明很难相容。那么它能否改造呢？我认为可以。西方国家，在15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在黑暗中与我们平行前进，甚至落后于我们。长达1000年的黑暗中世纪，给欧洲人民留下了同样的烙印。可是，当我们以加速度向着封建统治的深谷堕下时，人家一个急转弯，迎着光明而去，东西方文明从此分野。这一道光明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照亮了欧洲，也改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们今天去欧洲走马观花转一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闲，心态很平和，秩序井然。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网，上街不用把背包挂在胸前。开车不抢道，过马路不闯红灯。借钱消费而不是把钱存进银行；晚年有养老金保障而不是养儿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简而言之：民主与法治。这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惧基因的良方。
我们再看一下东邻日本。它与我们同文同种，文化基因基本相同，还一直以中国为学习的榜样。但明治维新以后，它公然宣称“脱亚入欧”，恨不得将黄皮肤一起漂白。二战以后，日本真正引入西方价值体系，短短几十年，变成了一个远东的西方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它的产值和科技上，更体现在它的国民素质上。1995年1月坂神大地震，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亲身经历后写了文章，其中有一段描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述说，地震发生后，市民很快从混乱中恢复镇静，除了自发组织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户外冒着严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铺橱窗被震碎，商品撒落一地，包括珠宝等贵重物品。灾民无一人去捡；大家都饿着肚子，但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没有人去动。他们的观念是：这些东西是别人的，我们不能动。我们的困难，政府会来解决。我想，假如地震发生在我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任何一个人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君子吗？我表示怀疑，因为首先我就做不到。我自认是一个公德水平比较高的人，但要我做到“饿死不食他人的东西”，比坐怀不乱还要难百倍。
在中国，抢食物是有道理的，你不抢就真有可能饿死。日本人不抢，是因为他内心确信，政府不会看着国民饿死，他一定会得到救援。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就是说由于人家实行民主与法治，老百姓心里踏实；而我们这边，不确定的东西太多，老百姓内心的恐慌、焦虑、担忧当然就非常合理，甚至成了一种生存智慧。
思考至此，我觉得逻辑比较清晰了：秩序的混乱是由于人们内心的恐慌－－内心的恐慌是因为深入骨髓的基因－－基因的形成取决于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要改变基因就要改变生存方式（20年来的改革就是巨大的改变）－－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思想启蒙人民，是改造旧基因，迎接民族新生的光明之路，是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只强调经济翻番，或者表面上抓一抓“精神文明建设”，不修补中国传统基因中的缺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国，人民永远不可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广州、深圳的生活水平够高了，市民文化程度不低了，城市经济实力够强了，然而一场“非典型肺炎”引发的恐慌，也反映乐民众心态的脆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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