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退党不是一朝一夕决定
八九民运的时候我在香港，当时中国新华社、香港、美国，还有其他海外的电视转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舆论对民运很不利，叫学生不要破坏社会治安。当时看到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有的躺在帐篷里绝食。5月17日那天，已经后半夜了，赵紫阳到了天安门，对学生说：“我老了，我们都老了，今后的世界靠你们年轻人，中国是你们的。我希望你们今天到此为止，快点，越快越好，回到家里去，回到学校好好读书，将来建设更好的中国。”我一听，啊呀，赵紫阳这么说，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动了，事态一定很严重了。他是希望把学生保存下来，因为将来的中国需要他们。后来报纸说赵紫阳回到家里就辞职了，不干事情了。
那段时间我们在香港的报纸上也是一方面为赵紫阳讲话，一方面尽力支持，保护学生。按照赵紫阳的意见，希望学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吁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我每天看电视。六四那天晚上，从电视上看到坦克车从北京六部口哗哗地跑着。看到北京的老头子，老太太在喊：“解放军同志啊，不要去啊，他们都是学生啊，你们不要去打！”坦克车上的解放军就朝着他们开枪。砰一枪，一个人倒了；又一枪，又一个人倒了。
那时候，北京大马路旁边有很多人在骑着单车往西走，四五辆一排，四五辆一排，不知道他们是给学生送东西吃还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产党的军队看到他们就哒哒哒哒地向他们开枪，一排排的人就那么倒下，四五个，四五个就在街上摞起来，就死在那里了。后来看到广场上的学生和工人派了几个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湾的侯德建）跟解放军谈判。这谈判很好。后来看到有人把尸体抬走，撤退开始了。看到大批学生在撤退，在逃，后面跟着解放军，有骑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见解放军从坦克上向帐篷开枪扫射，帐篷纷纷倒下，里面有没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说。
我一边看一边想，这样做还得了！这是谁的军队啊？这是谁的人民啊？！当时我女儿也在旁边看，她问：“爸爸，你看，共产党的军队就这么开枪打老百姓！爸爸你还要这个党啊？”我对女儿说，“好，爸爸退党！”于是我就退出了这个党。
我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呢？很多人以为我仅仅是因为六四。我讲这些是要说明我退党不是六四之后一朝一夕的决定，实际上从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开始，我对共产党是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满的。
2、四九年后授命留港管中资媒体
四九年全国将解放的时候，党组织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说我又不是广东人，全国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乔冠华，乔托人给我带口信说，已经把我的情况向周恩来反映，总理说不行，不能都撤回来。要我留在香港继续工作，落地生根，为党所用。于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负责新闻界工作，管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还有香港商报，搞统战工作。也因为这样，我看到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客观。
五一，五二年全国土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广东的情况我清楚。乡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关的关，杀的杀。香港有多半的人来自广东，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很不服。那段时间我曾经到过北京，有机会跟廖承志聊过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办事处的，他在美国三藩市长大的，他说他知道情况。那些所谓的地主，很多就是广东的农民，家里没有饭吃，没有田，过不下去了。带着一两个银圆，拎一个包包，也就是几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后一般就在地窖里面干洗衣的行业，挣到的钱不买东西吃的，吃的东西都是在美国人家里的垃圾桶里找。一个月积下二十来块美金统统寄回去，托那里的亲戚朋友买几亩地，买个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们没有剥削穷人，现在一下子都把他们当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这样打人，杀人是犯法的。那时候我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廖承志四十几岁。廖前辈的支持对我很有帮助。我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地主跟农民的关系，是农业社会里必然的一种生产关系。那个时候以农业为主，没有这种关系，谁都没饭吃。有人贫，有人富，那是当时的制度决定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把地主都干掉，地主还有孩子，他们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类，黑七类了。从那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有疑问了。
五二年开始正反肃反运动，搞了三年，把国民党的残余部队都肃清了。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是为了颠覆人民政府。要他们交代，也是关的关，枪毙的枪毙。里面有很多是当初要我们劝他们回去的，怎么说他们是潜伏下来的呢？怎么能算旧帐呢？
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那是反资产阶级的。临解放时很多富裕的资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泽东命令请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参加联合政府。把钱带回来重新开业。政府要诚心诚意地和他们合作，建设新民主主义。那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动员了很多资本家回国。别的地方我不说，就说上海，这些资本家回国三五年后，上海的经济恢复了，政府就开始对付他们了，说他们行贿，偷税漏税，于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有的资本家只好把家产全部拿出来，政府把他们的资本当成公私合营企业的利息（比如象对待容毅仁），那是客气的，其实公司合营两三年后国家也把他们的资产全部没收了。不客气的就把那些企业整个拿过来了，资本家都被拉去游街了。我当时想，叫我们动员他们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们杀掉，那我们怎么做啊？
之后就是大跃进，那就不用说了。
3、因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软禁
六八年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到广州开会，说讨论对香港的政策问题，看香港应如何配合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当天的会议之后，广东组织会议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要照顾我，送我去住旅馆。我拿了衣服，上了车，随他到了广州东山的一个华侨住宅区。一按门铃，开门的是两夫妇，都是新华社的干部。本来很熟的，那次我跟他们寒暄他们却什么话也不说。带我去的人说广州的会我参加半天就够了，以后的会我就不用参加了。他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组织要重新审查我的情况。问我国民党在上海抓我没抓到，我跑到台湾去了；到台湾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么回事。要我住下来，好好考虑。组织上会有人跟我谈，让我把情况讲清楚。我想，哈，弄到我头上了。我怎么跑到台湾的？我是被共产党派到台湾的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怎么说我跑那去了？我逃离台湾是组织上通知我撤离的。那时候共产党已经渗透进国民党了，国民党来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这还要怎么交代啊？就这样我在广州被软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写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广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开住。
三年以后，廖承志和周恩来批示说我交代得彻底清楚了，给我平反。但是广州的军区司令丁盛认为由于我长期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工作，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说话的态度不好，要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我又去了五七干校种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随我去，孩子由我妈妈带。在那呆了两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么改造啊？农民不是因为没饭吃，拿了枪就去抢，去革命的？五七干校以后又把我弄到广东韶关附近的红工煤矿当党校校长，在那里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帮之后才调回北京。
回顾起来，每次搞这种运动都是搞它个百分之几。比如全党的5％，全民的5％。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因为共产党搞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文革不就是一个毛泽东？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文革又死掉三千多万，多少人死了？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江泽民说法轮功是“邪教”，一句话，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说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对他?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对党中央。宪法是装饰用的，权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话就是法律。
4、有阶段性的宣传政策
说到共产党搞宣传的方针政策，那是有阶段性的。国内经济要恢复，工商业要上去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就宣传中国市场怎么好，政府对资本家怎么好，让海外的资本家回去。跟他们说，“你看，容毅仁，大资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里面当大官了？”搞统战也是那样，国民党有两名大人物是我统战他们回去的，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秘书长陈思远，一个是宋子文的秘书郭增恺。陈思远是五五年回国的，他们两个还好。陈当了政协副主席，现在还活着。郭增恺是政协委员。十年后陈思远把李宗仁也带回去了，李是六五年从美国纽约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洁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国治疗。好多部门讨论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兴，因为当初劝他回来的时候说好的，是自由来，自由往。来了之后不适应可以再出去。后来经过多方交涉，政府终于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经等不及了。
5、统战的讲究(关于张国涛)
当然统战也是有讲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没有用的人想回来也不让他回来。
53年张国涛想回国，他托陈独秀的儿子找到我。陈的儿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来往。我们相约到外面喝茶谈了这事。 陈告诉我张老想回北京工作，与他商量找谁向中国政府传这个口信，于是两人谈起我。张知道我在共产党的地位，说：“找金先生合适。劳金先生帮忙请毛润之、周恩来先生考虑。我愿意回去工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的贡献不小。我希望能够进一步为新中国尽一点力量，接受他们的领导。”
话传到之后，刘少奇为这事作了批示，要张先写个检查，还要表示今后应该怎么做。毛看了满意的话就拿出来发表。实质上就是要他作个检讨，要不要他回来还不一定。张国涛不肯，这事就作罢了。其实共产党并不想张国涛回来，因为毛泽东说他没有用了。那时候张国涛在香港，后来到加拿大了。
6、引蛇出洞时险送一命
文汇报在上海办报的时候，总编是徐铸成。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在上海暨南大学(广东暨南大学的前身)做地下党工作，负责学生运动和群众组织工作。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跟徐联系，通常是直接发新闻给文汇报，由他们发表。学生运动是亲共，反国民党的，文汇报也是亲共的，他们天天派记者来访问我们，对学生运动全版全版的报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军南下的时候，国民党就把文汇报封掉了。于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组织继续办报。解放以后，文汇报在香港办的意义已经不大，就又到上海复刊。
共产党把国民党给打败了，报纸的立场也得跟着转变。大公报是郑学溪的。上海的大公报起义了，香港的大公报也起义了，跟文汇报一样，起义以后都归共产党管了。遗憾的是共产党管媒体比国民党管得凶得多。
大公报在上海复刊了，文汇报在上海也复刊了。徐铸成他们也回国了。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徐听毛泽东话给政府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一直关押起来。直到粉碎四人帮才获得自由，出来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后来到了香港探亲。
那一次我也差一点上当，当时大鸣大放，看到上海文汇报搞得轰轰烈烈，很多人给中央提意见，给上海市委提意见，我也很兴奋，但政策规定海外不许搞。我就写信给徐铸成。我说你们文汇报办得这样我很钦佩。你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大鸣大放的旗帜举得高高的。徐将我这篇东西登了出来，收在中央内部的小参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员看。在我这篇东西之前是台湾国民党的一个宣传部部长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骂大鸣大放，说这个运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之后广东省的宣传部长王匡约我面谈，我说到他办公室去，他说，不，要我到他家里谈。到了他家里，他将抽屉拉开，拿出了内部参考，问：“你有没有写过直接批评中央的大字报？”我说我还没有功夫写。他说你千万不要写，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在海外不知道，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众，再把他们打下去。就是这个宣传部长的一席话，救了我一命。
7、香港大陆传媒的运作
香港的大陆传媒跟新华社是上下级的关系。香港有共产党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华社，以新华社的名义做工作，因为在香港不宜有共产党的组织。就是说香港的中方传媒受新华社领导，也就是受共产党工委领导。九七香港回归以后，工委搬出来成立了中联办。那时候我是香港工委新闻宣传战线的党委书记，主要管这四个报纸兼统战工作。当时新闻处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国的需要，讲好话，报喜不报忧。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稍微批评一下都不敢，其实就相当于香港人民日报。
事实证明马克思理论是错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这样，基层也是这样。现在在中国的国家机关里的干部、知识分子，私下里哪一个不在骂？但他们还要吃饭呀。六四时期我的小女儿从洛杉矶时报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运，反对镇压学生的头头，并看到文汇报以及我支持民运的报道。她都很害怕，马上跟我通电话，我说没有关系。后来我仔细想想，觉得还是避一避为好，因为当时李鹏已经下令要把我绑回去。国安部那个时候叫安全部，他们在新华社的人就请我吃饭。当时有两个方案。因为我爱喝酒，要把我灌醉。一个方案是等吃过饭，我也醉了，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在罗湖关口还没关门之前用车将我送到深圳罗湖，如果来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陆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轮船上。都安排好了，让我在船里面睡觉，门一关，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装上船，第二天早上8点就到广州了。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给我的。
8、江泽民 三个代表 23条
现在共产党又搞出所谓的“三个代表”，这个理论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个代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谁代表的？美国的生产力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高度发展了，他敢说是共产党代表的吗？至于新的文化思想，共产党代表了什么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对，自由也反对，人权也反对！现今的科学、民主思想发展都在美国，都在欧州。实际上江泽民是不能丢掉这个招牌，他只是打着这个招牌，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关于香港要订立23条立法的原因，是共产党害怕香港这个自由港。香港有言论自由，对大陆情况知道得多，媒介报导得多。如果一失控，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抗议，媒体消息一发就发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国家机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这样做是为镇压做准备，使你不敢动，你一动，他就用23条把你压下去。我们当然希望23条不要通过。不过主要问题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华要搞23条，是江泽民一定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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