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干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敌人

发表:2003-05-24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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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文章看出罗干手下的中共政法系统是多么的黑暗,而这个黑案的系统又怎样在十天里将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永远憎恨中共极端政权的人士。近几年来中国发生极多政法系统知法犯法的事件,而政法系统内的腐败也达到最高峰。故包括许多人大代表在内的党内人士也对罗干任中央政法书记期间的不称职表示强烈不满,而16大前有许多党内人士反对罗干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作为李鹏亲信的罗干在李鹏力主下于16大进入常委。其一上台就变本加厉下发了一系列镇压“敌对势力”的文件。非典型后当党内出现要求新闻及资讯自由的声音后,罗干主导的政法委员会又在4月28日下发非典期间镇压“敌对势力”的文件。其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已直接成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罗干掌管政法系统下去,下面文章谈到的黑暗就始终会持续下去,中国的人权状况将永远黑暗。---卢四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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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收容所的黑暗

只有十天,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天。
  
  一年多以来,我从来不愿再去想起这段痛心疾首的时光,我差不已经快将它忘记了。我也一直寄望于我们的政府有朝一日能发现情况,及时废除某些不公正“恶法”。但是,孙志刚案件的发生,让我无法沉默。如果你们读了我今天写下的经历,你们就会知道,孙志刚案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必然。虽然,在中央的强力关注下,孙志刚也许可以在天瞑目了。但是,我相信,某些明显违反的宪法、践踏人民合法权利的地方“恶法”一日不废除,这个世界就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李志刚、王志刚......许多天的思索之后,我决定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这段黑色的回忆,哪怕受到某些势力的打击报复,也在所不惜。  
  
   1.收 容
    
  时间给我开了个玩笑,我进北京收容所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国际妇女节”,2002年3月8日。否则我肯定记不起来这个“光荣的时刻”。
  
  我是因为卖艺被收容起来的。北京动物园附近地几个地下通道里,有很多卖唱、画像、设计签名的青年,我那时就是其中一个。我且不为自己辩护什么卖艺不等于乞讨,什么外国大街、广场、公共汽车上卖艺的歌手乐手比比皆是,因为人家讲,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嘛。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国情”会被广泛地当做借口。不用辩护!活该我也认了!----我又嘴臭起来了,还是少说道理,接着讲故事吧。
  
  那时正值“两会”召开期间,我知道“两会”期间都盘查得比较紧,所以平时也很少去地下通道唱。但是,我们搞音乐的人,往往都有很强的表现欲望,所以总是想找机会唱歌。虽然,很多卖唱的兄弟也的确经济困难,如果挣的钱多一些我们也会很高兴,但是喜欢在人们面前唱歌才是最重要的。几天没出去唱歌了,我又忍不住了,背着吉他又去了地下通道了。
  
  说起来有点大言不惭,我其实算是在通道里碰见的几十个兄弟姐妹(遇到过一两回女的)里唱得最好的歌手吧(弹得不算最好),所以以前警察遇见我的时候,总是格外开恩,一看到警察来,我不是像别的兄弟一样赶快跑,而是假装没看见,更加用心地表现我的歌声。警察听见唱得不错,也就对我不凶,很多时候也不管。有一回几个警察还跟我开玩笑,让我唱一首“罗大左”的歌,让我摸了半天脑袋。
  
  恰好这天我碰见两个朋友,于是三个人三把吉他在那里合作。警察来的时候,一个兄弟在唱,我们都看见警察了,但是我想让警察知道我们不是瞎捣乱的,是在认真做艺术(有点理想主义)于是鼓励这个兄弟说“唱好点”,可偏偏他的嗓子不争气,警察过来大骂,“妈的,看见我们来了还TMD瞎吼!把他们收起来!”看来我的“土办法”不灵了。
  
  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凶狠地赶上收容车,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丢脸的感觉。我的心里,仍然在倔强地问自己:“错了吗?没错!我是在做艺术!”
  
  后来我们被拉到动物园附近**派出所,在路上我的一个朋友不停地用手机向外面联络。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在送到收容所之前,如果有人来派出所,用几百块钱是可以赎出去的。
  
  在派出所,一个民警一边问我们的情况,一边做笔录。问有什么证件,我来劲了,我有啊!我有身份证暂住证教师证(来京之前我做了三年小学教师),还有一个采访证(做过某报的特约记者,但是不是记者证),我的证件是最齐全的!不管用!因为我不是本地的教师和记者!傻了,当笔录递到我手里,让我签“同意”的时候,我迟迟不肯下笔,直到一声厉喝传入耳中,我才战战兢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乖乖地按上手印。
  
  终于没有盼来任何救星。当收容车往昌平区开动的时候,我的心只剩下一点点不可能的希望。车上除了我们三个唱歌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街边卖烤红薯的妇女,一个是做小买卖的男人。
  
    2.大 院
    
  车一直往北,出了清河有一段车程,就到了收容所。门牌我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北京第二收容教养所”。从外观看来,收容所还挺漂亮的嘛。车开进南边的一个小院,下车登记,也就是警察向收容所交接。一下车我张大了嘴,院里大概有两三百人呢!而且还有各个派出所的收容车源源不断的开来。我看见里面有不少女的,有人悄悄说她们是干那行的。
  
   “蹲下!”“两只手放在头上!”“*你妈的!动作快点!排好队!”原来有不少保安手提警棍在协助警察管理。谁的动作慢了,要被拳打脚踢,或者吃棍子。
  
  在登记点登记有点意思。让你站在一个摄影仪的下面,只听“嚓”的一声,大概我的光辉形象已经留下了吧。我这个人不爱照单人照,以前跟学生、同事都照合照习惯了。这次免费来了一张。这时里面窗口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次不敢贻慢,立刻脱口而出。
  
  然后我们被带去存放物品。在收容所里,包裹行李、手机、贵重物品都存上,身上也不许带上超过100块钱的现金。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很高很厚重的大铁门前面,因为这时我们旁边已经没有女的了,我想这就是收容男号的地方吧。我们被命令蹲下,在那里等候开门。
  
  门开了。我们被命令依次进去。在进门一霎那,我顿时惊呆了!!!
  
  很大的一个院,院里黑压压地蹲了好多人群,分成好多堆,每一堆大概有四五百人,总共有两三千人吧!院的南边是警察办公的两层小楼,北面、东面、西面都是两层楼,每层都很高,阳台边全部用很粗的钢铁棍子焊成密封的铁笼子!这些铁笼子里,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从里面伸出手来,或是把头挤在两个铁棍中间,茫然地望着铁窗外面!院子里人声鼎沸,楼上和院中央的加在一起,大概要有四五千人!
  
  进去先要搜身。两个保安戴着透明的塑料袋,对我们全身上下进行搜查。我那时有一个寻呼机,没有存放,因为我想知道哪些朋友找过我。可恨的保安拿过我的寻呼机,将电池取下扔在垃圾桶里。后来,“聪明”的我花了十元钱“买”回了这节电池,这是后话。
  
  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大家正在吃“饭”。人群是按照地域分的,我那两个朋友是河北和东北的,被分在西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而我因为是四川的,被分在西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一进这群人,听到浓浓的家乡口音,感叹四川真是人口大省,这么多兄弟遭此厄运。
  
  我去向管理我们这堆人的警察报道。从现在开始,我对于这批批受苦受难的兄弟们一律不再称为“人”,改称“盲流”。因为在收容所里面,无论是警察还是他们的走狗保安,统统吆呵我们为“盲流”。我这个“盲流”去向警察报道,警察正在忙着训“盲流”,很不耐烦的让我去院里的一推大桶里拿吃的。我走过去一看,生平见未所见,只有在革命教科书里读到过!那几大桶黄色的粗得不能再粗的玉米面做的烂窝窝头!我摇摇头,回到警察旁边说:“我不吃了。”警旌鹊溃骸叭ツ潜叨鬃牛 苯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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