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品德并不高尚。平日我也没有少收患者的红包，坑害患者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不过，我收红包不是见钱眼开。我看不惯高官巨宦们目空一切的架子，看不惯暴发户们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点头哈腰地给我送红包，我觉得特解气。农民、工人的红包我从没有收过，他们看病的钱还不知道从哪儿借来的，要他们的红包心太黑。有一次，一位农民患者趁我老岳母一人在家，放到我家一个200元的红包，第二天我退给了他个500元的，他说不对，我说这就是你的。还有一次，一个大款给了我个500元的红包，我趁人不注意，随手塞到了一位下岗职工的枕头底下。这些年我从富人那儿得来的钱，基本上都以这种方式转给了穷人。把穷人的药费悄悄记到高官 、大款账上的事，我也干过；我觉得坑害他们不算作孽，反而是行善。
帮助穷人的事多了，难免会泄露出去。有一天省报的一位记者突然来采访我，夸我是学习雷锋的好榜样。我对他说，你可千万别这样夸我，我从前不学雷锋，以后也不会学。你喜欢看动物世界吗？狮子袭击象群时，象群就把小象圈在中间；一只小象失去了妈妈，另一只母象会主动收养它。动物尚且能扶危济困，何况人呢？我是一个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看到有人患病却没钱治疗，我帮他一把，不过是尽我的天职罢了。硬要说我学了什么，那我是学了大象。自古以来，行善不求人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张向孔夫子请教做善人的道理，孔子告诉他，做过好事之后不要张扬，也不要记在心里（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做了一点好事就记到日记里，还要让记者跟着拍下照片来，甚至到大会上去自我吹嘘，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我做了一点好事至今还记着，说明思想境界很低，如果再让记者去四处张扬，那就太卑劣了。记者听我说的上不得台面，失望而去。
我们中国人喜欢贴标签，谁做了一点好事，就是学这个的结果，学那个的结果，实际上不过是实践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几千年来，有许多强大的帝国灭亡了，有许多创造过灿烂文化的民族消失了，而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依然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什么？因为我们彼此之间不管平时有多少恩怨，对社会有多少不满，一旦遇到危难却能够和衷共济。春秋时，吴越之间是仇雠敌战之国，互相厮杀了上百年；然而一旦两国的人共处一舟遇到风浪后，却能够精诚团结。国共两党拼杀得你死我活，日本鬼子来了，立刻并肩抗日。危难时刻能挺身而出，这是我们的民族魂。洪水来了，解放军前仆后继，沙斯来了，医护人员冲锋在前。我认为这些事很自然，很平常。2000年前我们就这样，以后还会如此，这是做一名中国人的底线。不要为此贴政治标签。
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喜欢刮风。从前听说有的医护人员收红包，于是一轰而起，纷纷骂我们玷污了白衣战士的光荣称号；现在看到我们站到了抗击沙斯第一线，又一轰而起，争先恐后地“颂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北京大学决定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对参与抗击沙斯的医护人员的子女给予特殊照顾，许多大学也一轰而上。我以为，一个人对社会、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应该给予奖励。但是，可以奖金、奖银、奖荣誉称号，惟独不应该奖励特权，更不应该荫及子孙。欧洲在 17世纪就已经明确了一个法治观念：对一些人是特权者，对于其他人就始终是歧视。在当今世界，公开和非歧视原则是融入国际社会的入场券。国立大学花的是全体公民交纳的税金，学校自己没有权力决定哪些考生可以享受特权。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的女儿已经上了大学，站着说话不腰痛，更不是因为我比别人高尚，据我了解，多数医护人员对此也不以为然。
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一是同心同德抗击沙斯，先不要急着歌颂我们；二是应该认真剖析沙斯之所以肆虐全国的政治原因，不要以为撤一二名高官、撤一批小官就万事大吉了。
世纪沙龙
